摘 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很大程度上引领着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民族教育属于新兴领域，其学科规划历史较短，但课题研究成果显著，影响了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该学科和教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课题研究应加强适切性，加强人类学方法、重视学科基础知识建设和研究本土化。学科规划要注意课题的覆盖面，强调实地调查，向民族地区研究者倾斜。
关键词：少数民族教育；学科规划；课题研究；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120-06
一、问题的提出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基本国情。迄今为止，基于调查识别并由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56个。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下辖1173个民族乡，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
显然，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以下简称“民族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独特的学术价值。在实践上，一方面，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现代学校教育得到显著发展，已有各级各类学校83726所，在校学生2943万人，各类专任教师154.1万人。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育程度、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进入新世纪，全国总体上已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而少数民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八个省(自治区)的“普九”率只有50％左右。在人口10万以下的22个少数民族中，有12个民族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有13个民族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可见，民族教育又是制约我国实现全民教育和教育均衡发展理念的瓶颈所在。
民族教育也是颇具特色的学术领域。各少数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较为特殊，而且大多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此，完善该领域的研究不仅能够深描民族教育的特殊情境，促进教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发展，而且可望进一步揭示文化与教育间复杂的关系，有助于深刻认识当代教育系统中日益凸现的多样性，并为我们理解人类教育的基本原理提供更丰富的案例。因此，加强和深化民族教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我国大陆，民族教育是一个新兴的、较为薄弱的学术领域。该领域较规范、深入的学术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世纪之交显著增多，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是，在整个教育科学研究中，该领域至今仍较为薄弱。因此，我们不仅应大力拓展该领域的研究，同时也很有必要及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包括该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内容体系、方法技术、研究队伍和信息传播等方面。这是因为“人的文化生活是一种世代相承、愈积愈厚的历史联系，谁要想参加到这个历史联系中去通力合作，就必须对它有所了解”。
在该领域，尽管各地教育部门、科研管理机构以及海内外非政府组织发起和资助的民族教育研究项目开始增多，不少专家学者也自发地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本文聚焦于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规划办”)发起申报、组织评审并批准立项的课题研究。其理由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门对全国范围内教育研究的导向，而新兴的民族教育领域之所以获得迅速发展，尤其是成为一个合法学科，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历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都重视设立民族教育课题，尤其是从“九五”规划开始，将之设为单列学科，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
受“规划办”的委托，笔者对民族教育学科的总体发展和课题研究情况进行了两次调查，还应邀参与了全国教育科学民族教育学科“十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五”规划，后文相似情形简称“‘XX’规划”)“十一·五”规划指南等文件的起草与讨论。本文就是基于对这些工作的感受和思考。还需说明的是，由于“九五”期间民族教育在教育科学规划中方成为单列学科，下面在较全面的历史概述后，侧重分析的是“九五”规划以来的课题。故文中所提项目，主要是举例所用。由于有的项目尽管成果显著，但因资料不全，难以纳入分析。
二、学科规划的历史回顾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开始就重视民族教育研究。“八五”规划以前，有关民族教育研究的项目主要放在其他学科组中。197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标志着我国教育研究科学规划发展进入制度化阶段。该会议所确定的“六五”规划总共才36个研究项目，却包括了《民族教育概论》课题。少数民族教育方面课题在“七五”规划继续受到重视。这迅速促使人们关注民族教育。
“八五”规划中，民族教育方面立项总数显著增多，课题级别进一步提高，研究领域明显扩大。该时期，有关民族教育研究的项目相对集中地放在综合学科组中，计21项，占该组50％以上的数量。这些课题内容涉及了民族教育的理论问题、历史研究、现代教育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研究等，并出现了对某一民族或民族地区的专题研究。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被列为国家级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卷本)被列为中华社科基金课题。还应指出的是，其他学科组也注意到了民族教育问题。例如，职业教育组中列入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研究》，基础教育组中列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双语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组列入了《世界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教育史组中列入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研究》等。基于这些研究的开展，“少数民族教育学”这一概念日益明确，该领域学术杂志《民族教育研究》于1990年创刊。
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重视和扶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民族教育研究显著增多。因此，“九五”规划时，该领域课题规划获得里程碑式发展，民族教育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被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类。这标志着民族教育的学科合法性和重要意义得到国家的明确、充分的肯定。立项课题的数量多达55个，重点课题明显增多。其中，有国家级重点课题2个，国家一般课题2个，青年专项课题9个，教育部重点课题19个，其他课题23个。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促进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九五”规划中对年轻研究者进行了倾斜。正是这期间，中央民族大学开始培养该领域的研究生。
“十五”期间，民族教育学科规划进一步得到发展。仅在“十五”规划前两个年度已经批准的课题中，有国家级重点课题1个，国家一般课题4个，青年基金课题2个，青年专项课题2个，教育部重点
课题22个。“十五”规划的显著特点是，结合新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重视课题研究为实践服务。例如，结合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设立了《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西部大开发中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研究》、《西部开发进程中壮侗民族教育语文化传承的多视角跨学科探究》、《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等课题；结合普九攻坚和农村教育等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大课题，设立了《青藏牧区普及义务教育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等课题；结合教育信息化和国际化的时代趋势，设立了《多媒体课件在民族地区高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教育信息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研究》、《关于西部贫困地区(甘肃)中学英语学习困难生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等课题。还应注意的是，随着民族教育学科的发展，该学科课题指南中还设立了有关重大理论问题、重要概念和基础理论的课题，日益重视跨学科方法、尤其是人类学方法的运用。类似课题有《中国少数民族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西南民族教育文化溯源》、《国内外双语教育理论流派和实践模式的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得以立项，促进了该学科研究的深化，并使民族教育开始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点。
总之，在短短的20年中，民族教育学科规划课题在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课题研究的开展，民族教育学科不断得以发展。
三、课题研究的贡献
(一)成果丰富多彩，形成水平较高的著述
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引领下，经过专家、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民族教育学科研究课题产生了丰富成果。其中，有专著，例如，《民族教育学通论》(哈经雄、滕星主编)、《祭坛与教坛》(张诗亚著)、“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研究丛书”(王嘉毅主编)、“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滕星主编)、“民族教育与民族宗教研究丛书”(万明钢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问题研究》(韦鹏飞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韩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等；还有相当的学术论文发表在海内外刊物上，例如，《Beyond the Plural and the Un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EducationalNoumenon》(张诗亚)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果出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作品。例如，仅在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中，民族教育学科方面有14项。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郭福昌)、《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哈经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韩达主编)等5项荣获一等奖。对于民族教育这样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而言，这样的成就是可喜的。
(二)民族教育的理论、决策和实践研究不断深化
民族教育是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引领下，有关课题研究不断深化，促进了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例如，关于民族教育心理的研究。过去国内“正统的”教育心理学界对此关注不足，民族教育研究却较为重视。“九五”期间，民族教育研究在该领域进展主要有四方面：(1)对少数民族学生人格特点的调查，例如，《青海傈僳藏汉高中生人格特征比较研究》(才果主持)；(2)对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水平的跨文化研究。例如，《西南少数民族儿童青少年智力发展水平测试及开发智力的教育实验研究》(蔡笑岳主持)，该项研究调查了云、贵、川三省民族地区青少年智力发展水平与智力内隐观念，论述了青少年智力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通过元认知与文化适应的教育实验研究，探索提高民族地区青少年智力及学业水平的方法；(3)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其教育问题的研究，例如，《内蒙古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和心理障碍成因分析》(郑莉君主持)；(4)跨文化心理学教材编写，例如《跨文化心理学导论》(万明刚)。“十五”期间，针对民族地区中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该领域的研究关注民族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加强了文化视角的分析。例如，常永才主持的《民族地区中学生心理适应问题和教育对策研究》，从适应这一动态视角，尤其是从全貌观视角调查研究了民族中学生心理适应三个主要方面——个体心理适应、学业适应和文化适应。这类研究不仅可以服务实践，而且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建设。这是因为，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rebart，1776—1841)早就明确指出，要把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须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
又如，关于民族地区课程与教学革新研究。“九五”期间，该领域重视基础研究。例如，吕世虎主持的《藏族理科教学若干问题研究》，不仅设计了数十套数、理、化等学科能力测试卷，对甘肃、西藏、四川等省区的中学生进行了测试，揭示了藏族学生与同地区汉族学生在理科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异性及其规律；而且通过实验研究了理科教学由母语向双语过渡的最佳学龄段以及理科双语教学的规律和最佳模式。“十五”期间，该领域研究结合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进一步开展应用性研究。例如，靳玉乐主持的《民族学校对新课程适应性及办学特色研究》，从民族学校教师对新课程的适应性人手，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力图发现教师对新课程的认同感、效能感和情感与教师所处的社会领域、学校领域以及个人领域诸多因素的关系，以及认同感、效能感和情感与教师对新课程使用水平的联系，在广泛的联系中勾画民族学校对新课程的适应状况以及学校课程特征。在此基础上，本课题构建了民族学校课程特色体系开发“理想型”，探讨民族学校为提高对新课程的适应性以及构建学校特色所应该采取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体系。这类研究，对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从而展示了民族教育的实践价值。
依法治教，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点，对于文化场景特别、发展较为滞后的民族教育来说，意义更加突出。关于民族教育立法的课题研究始于“九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研究》(韦鹏飞主持)，该课题在把握国内外民族教育立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教育学、法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视野，不仅系统论述了民族教育立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概念、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内容体系、立法程序等问题，还针对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立法的薄弱状况，深刻地论述了世纪之交我国民族教育必须超常规立法的思想。“十五”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出台的背景下，针对民族地区加快普及义务教育的需要，陈立鹏所进行的《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立法研究》，在系统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活动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境外考察，获得了有关我国
台湾原住民教育立法和美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操作经验，并对大陆《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等个案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央少数民族教育立法与地方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关系，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我国地方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建议，并尝试提出了《少数民族教育法》草案。
(三)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在民族教育实践中进行一些日常经验总结式的研究，但作为专门学术领域的民族教育学则要年轻得多，是近20年才发展起来的。促进民族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显然，如前面所提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有关课题的立项和开展研究，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一，促进了民族教育基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不少课题评介了民族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外理论，例如，有关双语教育、跨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理论，并在研究过程中努力使之本土化。另一方面，已有课题研究在总结我国民族教育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例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
其二，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体系的充实和完善。各类民族教育课题的开展，促进了民族教育学各分支领域的发展。到今天，除了双语教育、民族教育史、民族团结教育、预科教育等传统领域外，民族教育学还发展出了民族高等教育、民族基础教育、民族职业教育、民族家庭教育、民族传统体育、民族艺术教育等分支领域。显然，这些领域的发展与有关这方面课题的开展有很大的关联。
其三，促进了民族教育研究队伍的发展。过去，民族教育研究人员基本上分布在民族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随着民族教育课题的设立，尤其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民族教育学科的单独设立，越来越多的内地文教科研人员也开始关注民族教育。过去主要是教育学的研究人员关注民族教育，今天民族教育课题承担者中，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课题尤其是重点课题联合各地、各学科的人员参加研究，不仅训练了年轻研究人员，而且加强了研究人员间的交流与合作。
其四，促进了民族教育研究基地的发展。不少地方在承担民族教育课题的过程中，在人才培养、资料收集、学术交流的基础上，成为影响日益扩大的民族教育研究阵地。例如，西北师范大学和原西南师范大学分别建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西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仅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中就承担了6项课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也成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设立了少数民族教育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
(四)促进了中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国际化
在该学科课题研究基础上，民族教育研究走向国际化。一方面，上述研究中心近年召开了有关民族教育的国际研讨会。另一方面，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属下的国际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许多学者正是在主持或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承担了这些国际机构的民族教育项目。例如，世界银行的“中国贫困地区教育项目”、“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技术援助项目”；福特基金会的“中国少数民族教材研究”、“中国云南拉祜族女童失辍学与少数民族教育培训问题研究”、美国哈佛大学资助的“甘肃省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等。
(五)推动了教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还应指出的是，民族教育课题的开展，还促进了相关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例如，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学、跨文化心理学等。这里以教育人类学为例。它是当代教育科学中的新兴领域之一，其特色鲜明的民族志方法被认为“也许是解决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它能贡献大量丰富的描述，这意味着能够孕育、发展和检验良好的理论。本土意义上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都罕见，但近年进展显著。其显著的一个标志是，西北师范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人员，不仅倡导人类学理念，而且运用人类学方法，开展田野工作。这促进了教育人类学知识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引入和应用。今天，教育人类学的原理和技术已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民族教育以外的研究领域中。
四、对民族教育学科课题规划的建议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为民族教育研究的拓展带来了良好机遇。抓住这个重大机遇，用好这个机遇进行课题规划，必将对民族教育学科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重视课题研究的相关性
研究的相关性和适切性(relevance)，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是当代各社会科学发展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民族教育研究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有不少研究忽视民族教育实践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脱离了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不重视理论的指导和阐释功能，因此常常是粗糙地总结经验或描述现象，无助于实际的改进。此外，有的研究忽视我国民族教育问题的特殊性，机械地套用内地教育的新概念或国外理论，其研究结果自然难以符合中国民族教育实际。为此，民族教育课题规划时要大力倡导行动研究的策略，尤其是到民族地区中小学进行行动研究；同时适当增加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工作者承担或参与的项目。
(二)重视跨学科策略和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不断完善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进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民族教育这个较年轻的研究领域更是如此。针对民族教育的特点和民族教育学科的新兴性，笔者认为，课题规划时，研究方法上应注意两方面的引导。一是跨学科研究策略，即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还可以适当鼓励跨学科专业人员的申报或联合申报。二是鼓励对教育人类学的理念、方法和技术的运用，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应用。其实，人类学在今日影响日甚，其文化理念和独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已经贯穿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它也成为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传播的渠道。建议规划和立项评审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运用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申报。
(三)重视学科基础知识的建设
民族教育这样一个年轻学科，其健全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学科基础知识的建设。文化人类学应该是其基础，因为它在大部分内容上相当于“民族学”，它以前主要研究、至今仍然重视少数民族问题。要运用人类学，必须切实具有其基本知识。然而，近年教育人类学研究时髦的外表，反映出对不少研究者人类学基本知识的无知。人类学独特
价值鲜明体现在方法论，而扎实的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所谓田野工作，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进人某一社区，长时段地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住居体验等方式，将研究者立场的“他观”与被研究者角度的“自观(emic)”相结合，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传统上，田野工作至少是一年度。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类学者都有如此方便而充足的时间，因而有人采用定点跟踪的办法加以弥补，例如费孝通先生“五访江村”、林耀华先生“三上凉山”。可是，有的人以为只要是涉及少数民族的调查就是人类学方法，以致将一般问卷调查或走马观花式参观当成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甚至今天还有不少学者将“民族志”(ethnography)仍译为带有19世纪种族主义意味的“人种志”。
(四)注意立项课题的平衡和应有倾斜
在横向领域，有关民族教育一般理论、教学与课程、民族教育史、外国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在民族教育心理、教育与文化、民族教育与经济、民族教育评价等方面显得相当薄弱。纵向领域的研究总量上显得也不平衡。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的课题更加薄弱，高等教育研究课题较多，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应进一步加强。在类型领域，大多是民族普通教育，有关民族职业教育的专门研究太少，至今仅立项4个课题。在民族教育独特问题领域，少数民族双语教学较受关注，而有关民族认同与民族教育、民族教育与宗教、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研究较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普及义务教育和农村教育是我国当前民族教育发展的重点，职业教育应该是当前民族教育中急需发展的内容之一；(2)重视对育儿习俗、社区教化、礼仪陶冶、民间技艺传习、寺院教育等传统校外教育活动的研究。它们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今日民族教育发展可以提供历史智慧，也是在急剧社会变迁中容易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议今后的课题规划和立项评审中，切实注意对这些课题申报的适当倾斜。
(五)引领课题研究的本土化，建构符合中国民族文化实际的民族教育思想
现代西方的民族教育研究走在我国前面，这是事实。借鉴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审慎地对待。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与西方白人曾推行殖民主义、野蛮征服土著人、制度性歧视移民等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民族关系有质的差异。正如陈连开先生所指出，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它有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文化的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华各民族文化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是连续的，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吞并”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尽管汉族文化的主体作用非常明显，但同时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因此，从国外引入概念和理论，例如“多元文化教育”，要准确理解其社会历史背景，审慎地对待，加强可移植性分析。至少得问问，它真的符合我国民族文化关系的特点吗?对于可移植的内容，也须结合我国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实际，使之本土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主要应切实开展对中国民族教育场境的调查和分析，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教育思想。
(六)进一步完善对课题的规划和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引领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功能，确保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针对民族教育研究的特殊性，要进一步完善对课题的规划和管理。根据学科组专家的建议，应完善之处主要有：(1)在课题规划时，加强收集各方意见和信息，尤其是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加强课题规划的针对性；(2)对“民族教育”进行明确的界定，加强申报和立项的适切性；(3)对于要深入边远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课题，应加大经费资助额度；(4)促进研究队伍建设。为通过课题研究促进民族教育这一独特而年轻学科的发展，加强学科组专家对青年研究人员的指导，支持和组织课题研究人员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应适当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人员倾斜。还可以适当鼓励民族教育专业或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申报。
责任编辑 曹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