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作者：暂无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7年第10期
文/牛禄青
回眸历史，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引发人类社会的阵痛和重生。科技对人类的体力解放、智力进化、认知提高和生产能力的跃升，引发产业结构大调整，促进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同时，就业形态和就业内涵也随之发生巨大变迁和更迭。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VR（AR/MR）、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融合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凸显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驱动作用。不可避免，数字经济也对劳动就业和人才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就业数量、就业素养、就业结构、就业生态、就业政策等。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积极作用
许多国家都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坚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相结合，数字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就业规模每年持续增加，对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以及社会稳定和提高人民收入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8月14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就业形势总体平稳，而且稳中向好。2017年以来，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几个月都稳定在5%以下的较低水平，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前几个月也在5%以下，7月份是5.1%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是回落。城镇新增就业1—7月份增加了855万人，比上年同期多了20万人。
1.创造新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马化腾等，2017）。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会由数字技术及其相互融合而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继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的成长创造出的新的就业岗位和增加的就业容量，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因去产能带来的需要安置的职工数量。
腾讯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在2016年大致带来280万新增就业，占2016年全年新增就业人口的21%。
最近几年，国内就业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行业有：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通信、IT服务等，这些都与数字经济息息相关。我国有7亿多网民和4亿多网购消费者，创业门槛的降低，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当前，大量的创新创业都发生在数字经济领域。比如，腾讯开放平台在2011年至2015年间，共有600万创业者注册，其中有30家创业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它们从腾讯开放平台中获得的总收益超过了160亿元。
电子商务在助力创新创业方面也有目共睹。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6》显示，2016年，电子商务及相关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已达3700万。其中淘宝、微商、电商
快递、城市配送、分享经济等电子商务企业，为全社会创造了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和更为丰富的就业机会。
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显示，2016年电商市场主体继续保持旺盛增长势头，截至2016年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705.4万户。商事制度和“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以后，2017年1—7月份日均新登记企业1.6万户，大量的新企业不断成长。
对于就业群体分布来说，根据2016年《城乡青年电子商务创业研究报告》统计，全国16—40岁青年是电商创业的主力人群，由16—40岁青年创办的个人淘宝网店占淘宝网店总数的80%，其中男性创业人群占比51%，女性创业人群占比49%。2016年，淘宝网电商创业人数较2015年增加6.9%。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对就业人群、就业领域和就业规模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将加速渗透裂变劳动就业市场。据世界经济论坛估算，现在上小学的孩子有65%最终将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全新职业，目前的趋势会导致劳动市场于2015—2020年发生断裂性变革。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试想一下，当下的许多职业十年前都是闻所未闻，比如，数据科学家、移动APP开发、微商、网红、自媒体、信息安全分析师等，可现在却成为了现实。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报告预测，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接近16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48%，总就业容量达4.15亿。
2.建构新就业生态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所建构的就业生态，与传统就业生态迥然不同，主要表现在就业平台化、就业灵活化、就业无界化。
平台化是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呈现出不断进化的逻辑：以淘宝、京东、聚美优品、美团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到众包、众筹、社交、直播、互联网金融、众创空间等互联网平台，再到形成产业生态系统的平台经济。除了全球15大互联网公司均基于平台模式运营，另据哈佛大学托马斯·艾斯曼的研究表明，全球最大100家企业中的60家，其主要收入也来自平台模式。2016年国内独角兽企业榜中,估值位于前15名的企业有11家是采用平台模式运营。
这种平台模式的盛行产生了基于平台的就业和创业新途径，大量个体和创业团队以较低的成本门槛，借“平台”出海，完成“‘按需聚散’的契约履行与价值实现行为”。其中，给那些难以找到工作、资金短缺的人或弱势群体带来更多机会。而且平台型创业企业会产生许多内部就业机会，各个平台也会催生诸多产业链上下游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比如网络运维、在线营销、地推人员、快递物流、第三方支付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初创企业新增招聘岗位数超过了240万，对新增招聘岗位的贡献率达到了18.7%。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率也明显提高，去年登记的大学生创业人数达到61.5万人。而根据滴滴出行年度报告，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创造了1750.9万个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238.4万名司机来自产能过剩行业。
平台型就业和创业打破了传统的稳定捆绑式的雇佣关系，技术赋能及创业创新环境，使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加富有弹性，择业和创业更加自主灵活。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为6亿左右，参与提供服务的人数约6000万，其中大部分属于灵活就业。阿里研究院预测，未来20年，8小时工作制将被打破，中国约有4亿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这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
此外，数字化和平台化使就业创业者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远距离获得工作机会，就业创业边界逐渐被消弭。比如，个体或组织在猪八戒网等众包平台上可以异地接单甚至全球接单；许多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全球招揽人才，但这些人才依托网络平台，依旧在本地办公，可以兼职也可以全职。
3.优化升级就业结构
数字经济发端于互联网，又因“互联网+”而不断延伸扩展，提升激活了消费互联网，现正在融合制造业与农业，通过产业互联网推动农业和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农业和服务型制造。互联网产业本身就是服务业，再由于“互联网+”与农业、工业融合创新后，催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会创造大量的新就业方式，从而促进中国就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3年至2016年，中国服务业就业累计增加6067万人，年均增长5.1%，高出全国就业人员年均增速的4.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还显示，2012—2016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从36.1%升至43.5%，增加7.4个百分点，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一产、二产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从33.6%和30.3%降至27.7%和28.8%。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高低排序从“三、一、二”的发展型模式提升到了“三、二、一”的现代模式。
此外，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尽管能源、矿产、采掘、冶炼等传统行业就业形势有所好转，但依然属于就业景气差的行业，而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就业景气指数仍然排名第一，其他排名靠前的也都是服务业，如交通/运输、金融、中介服务、物流等。
从产业结构上来分析，近几年主要是服务业发展速度比较快，而服务业是就业的蓄水池，所以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比较强。尽管跟过去相比，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调，但是就业有增无减，总量还是在扩大。这正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在就业结构方面的直接体现和印证。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现实挑战
1.结构性失业
在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每一次技术进步可以让一部分行业和职业兴起，同时也会导致原有的一些行业消失或企业倒闭，一部分人出现技术性或结构性失业。例如，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内燃机代替马车、人工，电力代替蜡烛和煤油灯，电话代替信件和电报，等等，都导致大量人员失业。
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勃兴，同样冲击了传统产业和原有的就业岗位。例如，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成千上万零售人员失业；机器人的应用将导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失业；网约车和共享单车的风生水起冲击了出租车和摩的司机的饭碗；数字媒体崛起导致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转岗、失业或创业，目前“下海”成功的原媒体人有牛文文、吴晓波、罗振宇、邓科、秦朔、张泉灵等；未来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导致许多人失业或转岗，包括客服、翻译、律师、会计、金融分析师、记者、编辑、教师、医护、家政等。当然，这些岗位并不会完全消失，但部分或全部职能会被智能机器人代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GlobalInstitute）说，人工智能正在促进社会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比工业革命“发生的速度快10倍，规模大300倍，影响几乎大3000倍”。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全球人力资本报告》也认为，提高自动化程度和在劳动力队伍中引入人工智能，到2020年，全球将会有7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包括基础白领和蓝领技工等。
另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预测，中国目前55%—77%的就业岗位容易在未来因技能含量低而被技术取代，印度的比例为43%—69%，经合组织国家为57%。
可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技术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将一直持续，这对于在职人员和正在上学的年轻人来说，及时未雨绸缪，树立创新意识，增强数字技能和专业技能永远是进行时，否则就会由小概率的“黑天鹅”演变为大概率的“灰犀牛”。
2.数字鸿沟扩大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数字素养成为劳动者和消费者都应具备的重要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认为，“数字素养是指获得工作场所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部精致能力，个人需要领会全部技术潜力，学会运用能力、批判精神与判断能力。”
上述定义有些宽泛，实际上，数字素养主要包括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或网络素养）、信息通信技术（ICT）素养、创新素养等几个方面。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能力，是与听说读写同等重要的。现如今，如果谁还不会上网、用智能手机，那的确会贻笑大方，但在边远地区和农村，还有不少人与电视、电脑、手机和宽带无缘。
因此，在“知沟”和“信息沟”还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又带来了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的概念，起源于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发表的一篇题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援引后来的学者观点认为，这一鸿沟更多地体现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数字媒体接触和使用状况的四种差异，这些差异可以用“ABCD”来概括：A（Access）、B（Basicskills）、C（Content）、D（Desire）。
笔者认为，数字鸿沟既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软硬件设备层面的鸿沟，也包括数字素养层面的鸿沟；既表现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也表现在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以及文化之间。
例如，在接入层面，全球至今仍有40亿人不能上网，中国提出“到2020年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的贫困村”；在数字素养层面，各国普遍存在数字技能不足的情况。欧盟2014年的统计表明，高达47%的欧盟人口缺乏足够的“数字能力”。尽管中国互联网普及率2016年达到了53.2%，网民数量达7.31亿，但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扩大化趋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指出，造成城乡数字鸿沟的原因，部分在于城镇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村互联网普及推进工作的成果，根本原因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整体网民规模增幅逐年收窄、城市化率稳步提高的背景下，农村非网民的转化难度也随之加大，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和市场激励，推动农村网民规模增长。
在我国非网民中，60%的人主要是因为对互联网知识和使用技能的缺乏而无法享受数字时代的新生活方式，这一现象导致了不同人群之间数字鸿沟的不断扩大。即使7亿多网民中，数字素养也是千差万别。除了继续完善软硬件设施和普及数字教育，政府和媒体需要对民众进行积极的数字化引导。
3.体制机制滞后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平台化、跨界融合的特点，以及灵活就业方式和自由职业者的大量涌现，让原有的国民经济和就业统计体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产业就业政策以及经济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导致以“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情况无法知根知底。
例如，数字经济统计调查体系尚未建立，存在着统计分类标准修订滞后、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不及时、全面调查有遗漏、抽样调查代表性不强、调查手段不够先进等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影强、张瑾认为，现有的统计体系并未将灵活就业纳入国家正规就业统计体系，低估了数字经济对扩大就业的贡献。现有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政策也无法有效保护灵活就业，表现在：《劳动法》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劳动合同法》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也没能有效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
尽管国家不断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管理制度表现为层级管理、多头管理、区域管理，而数字经济具有去中心化、跨区域和跨行业的特征，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对于电商平台的管理，到底应该由谁来牵头管理、怎么管理，颇有争议。最好不要出现“九龙治水”的局面，也不要出现一地一策的情况，否则将会出现有责任的时候踢皮球、有利益的时候大家都来抢的现象，同时也不利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于许多平台型企业从事的业务都是跨界的，这些业务又属于不同的行业管理部门，这就会增加平台型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也不利于数字企业的跨界融合。比如数字创意产业，虽然有许多传统媒体在做，但多数不成功。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教授认为：“现在进入数字创意时代，而平面、电子、网络、娱乐、旅游、体育等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要想真正实现跨界融合，必须从顶层设计去解决，构建‘大文化’。”为什么BAT在跨界融合方面就做得好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此外，目前的税收制度是属地化管理，而大多数平台型企业是跨地域的，部分地方对跨区域平台就会产生抵触、排斥心理，从而不利于数字型企业跨区域整合资源。还有许多数字型企业，被要求完全按照线下经营实体资格条件取得相应牌照和资质，势必抬高创业门槛。对于在线销售产品的安全质量问题，需要创新治理模式，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行动，既有利于创新创业，也要杜绝电商、微商成为假货的摇篮，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篇二：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挑战与应对措施
摘要：随着复杂环境的变化和改革的深化，对当前企业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对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信息技术在商业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对提高效率、实施科学的管理模式、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支持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数字经济；就业挑战；应对措施
引言：在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被广泛地传播到经济和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新的数字经济形态，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力，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面对挑战，企业的就业结构性变化，因此怎样缓解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压力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数字化对企业的积极影响
（一）数字化改变了企业的组织结构
积极运用信息化和网络化手段，以信息化和网络化技术为支撑，可以达到提高企业内部组织效能、降低管理水平和部门、重组或巩固组织结构的目的。企业信息化能力的不断提高，可以减少产品库存，取消一些中间生产环节和销售代理，适当减少产业工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信息化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模式
利用信息技术获取产品定价信息及相关信息，可以有效配置资源，帮助产品和资本市场实现全球化。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公司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成为“虚拟垂直整合”的新型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以国际品牌为龙头，品牌厂商外包厂商或将生产流程分配给子厂，产品全部外包生产，品牌厂商只负责设计和营销。
（三）信息化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方式
网络化电子商务继续改变企业开展业务的方式，信息化能够消除传统的交易模式和市场限制。网络交易不仅可以显着降低成本，而且具有及时发现价格和对冲风险的能力。商家和银行必须诚实守信，风险、金融、供应商和客户必须具备完全整合和兼容的条件，这样网络市场才能成为一个密切相关的双赢交易。
二、信息化背景下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遇到的挑战
(一)管理思路较为传统
人力资源社会管理行政部门对现代信息化企业管理模式如何转变问题缺乏有效性的认识,管理者的思维方式相对传统,将当前企业经济发展主要情况与企业人事工作实际开展情况相紧密结合,管理模式无法向目标调整。管理工作中往往缺乏一套信息化项目管理战略思维,整合不能切实形成较好的项目管理工作效果。同时,管理经营部门往往缺乏工作主动性,未能通过引进先进的企业管理经营理念和专业技术人才来有效满足公司实际上的业务发展需求,无法对企业信息化工程建设工作形成有效的指导推动协调作用。
(二)信息化水平相对不足
管理行政部门对新型信息化企业建设工作缺乏有效的知识兴趣和财力投入,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不能根据整个企业的实际经营需要进行统筹安排谋划如何转变企业管理经营方式,缺乏企业信息的有效合理整合和正确科学合理配置。信息网络基础配套设施体系建设相对较为滞后,专业网络信息管理设备数量不足,网络信息环境保护建设能力不足,各种信息管理技术环节不能得到综合有效应用,相关网络信息资源无法高效率地传输以及共享,相关信息无法提供。
(三)信息化管理机制不够完善
传统的新型人力资源企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有效适应我国信息化企业建设的实际发展情况,相关的资源管理制度不能有效明确规范具体的资源管理业务活动,不能有效保证具体管理活动目标的高效率地实施。同时,缺乏对政府信息管理业务流程的有效监督评价评估机制,对政府相关部门业务流程进展缺乏有效追踪跟进,未必能形成有效信息监管管理效果,管理活动中未发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这是一个不利于的有效实施的管理有效性体系。
三、缓解数字经济就业压力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地方税收政策
数字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充分失业不是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或就业需求总量不足等而导致的一种周期性充分失业,而且由于创造充分就业不能完全停止依赖其他市场经济力量,政府仍然可以通过争取财政政策支持等来创造新的充分就业机会。随着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和现代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对基础信息科学和其他核心技术的不断创新,政府必须不断扩大雇用从事相关基础科学研究的公立大学和其他研究技术机构的专业劳动力,以有效减轻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对原始中产阶级和非白人的严重影响。
（二）加强现代化社保体系建设,适应新型就业形式。
数字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方式。根据特定劳动合同,劳动者一般可以划分为两类:长期或者受雇于特定用人单位为其提供长期劳动服务的一类劳动者,以及根据特定劳动合同、按人所需从事劳动或与人共享共同劳动权益提供特定商品或其他服务的两类劳动者。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工人等。在当前数字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长期在职从业人员的劳动数量虽然有所明显减少,但随着现代信息网络通信的更加便利化,许多长期失业劳动人员仍然可以通过独立生产承包、共享市场经济、个体经营劳动力等各种短期性的就业劳动方式得以获得持续就业。在我国数字化型经济的大环境下,固定工资期限和灵活性的就业流动形式逐渐出现增多。然而,它们目前并未被中国传统企业劳动法、工资法和工时计算法、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基本福利保障政策完全覆盖,无助于有效缓解当前数字时代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带来的中国就业结构转型等新挑战。在明确推动产业创新、改善社会就业发展条件的关键。
（三）改革教育体系,加强数字技能与知识的培养。
为了有效适应工业自动化和现代人工智能信息时代的快速就业,工人的职业教育培训就业是重中之重,良好的工人教育就业培训管理体系将能够有助于引导学生有效应对未来的诸多职业生涯挑战,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管理质量,加强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市场竞争和社会帮助因而工人就业可以有效帮助企业应对全
球数字时代经济的快速变化并有效减少社会摩擦性大的失业。在这个数字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各个职业班级、不同学科专业的在校学生都非常需要系统学习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应用技能,但目前中国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学科院系结构设置、课程内容和学科教学方法都比较陈旧,仍然不能具有较强的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教育特征。工业化与新时代,还有很大差距,在工业技术信息相关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特别是在我国培养先进的工业数字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教育方面,创新能力的发展还有差距。因此,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加强职业数字工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对教育市场所有急需的和对数字艺术技能人才进行综合分类,建立通用的和对数字艺术技能进行分类,引导数字技能符合分类和引导劳动力符合市场需求,鼓励社会民间和非营利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四)加强技术队伍建设
管理职能部门一定要积极探索引进企业信息基础技术行业专家,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和运行维护工作提供信息基础技术保障。要不断完善企业培训管理机制,结合我国信息化企业管理实际,科学组织设计管理培训课程内容,实现参训员工对于信息化管理知识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培训各个环节还需要与企业管理体系有效紧密结合,对管理体系建设运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及时组织进行分析指导,确保体系管理工作任务的高效实施。完善考核机制,将信息化水平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激发员工积极性。
结语：信息化正在加快企业改革的步伐，要与时俱进，建设好信息化，用好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开展网络营销。降低交易成本并真正最大化您的资本投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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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江.新时期企业政工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5,(24):377.
篇三：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挑战与应对措施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我们的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行业不再需要大量的工人，由于自动化程序的普及，甚至传统行业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新兴行业对技术熟练的新型工人的需求量也超出了传统就业市场的范畴。
可以采取多种应对措施来缓解就业挑战：一是培养技术人才，让更多的人具备在数字经济中能够应用的技能；二是提升技能水平，政府应提供培训资金和补贴，给需要的人提供培训机会；三是给予技术人才足够的激励，政府可以推出更多的奖励制度，以鼓励更多的技术人才进入数字经济；四是促进新兴行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积极开展失业保险制度，保障有技术的失业人员的就业权利。
篇四：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影响
摘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产能过剩产业下岗职工的就业难问题，并推动就业模式从传统的“公司＋雇员”转向“平台+个人”，但也带来了结构性失业和扩大收入差距等问题，政府应积极修改相关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并完善社保制度，确保社会全体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关键词：数字经济；就业；就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是指以利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等一系列经济活动。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技术价格变得便宜，技术渗透性加强，以信息和通信技术变化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VR（AR/MR）、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融合创新，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之一，7.5亿网民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强有力的基础。以BAT为代表的优秀互联网公司在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政务等多领域的创新正在引领全球。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到32.9%。到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占GDP比重35%，到2030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0%，中国将全面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就业是民生之本，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迅猛发展引发了社会对“机器替代人”的恐慌，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数量、就业素养、就业结构、就业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历经百年，涉及到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劳动经济学等理论。我国理论界也高度关注，张成刚（2017）对就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做出研判。蒋南平、蒋玲（2017）结合马克思失业理论，指出应适应社会科技发展的趋势，提高工人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调整各产业的资本结构。郝建彬（2017）建议重新定义新就业的概念，并提出完善统计标准体系，加强数据化人才培养，探索建立大数据下的信用贷款体系和人社服务体系等。本文将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上，着重研究数字经济对新时代我国就业的影响，并提出助推就业结构升级，提高就业质量的相关途径，这既是对劳动经济学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时代下的新发展，同时对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解决就业这一民生问题，提供可行建议。
一、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积极影响
1、为产能过剩行业的职工实现再就业提供机会，推动我国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主阵地从二产转向三产。从中央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钢铁和煤炭产业通过压缩产能将造成180万职工下岗。如何实现这些职工顺利再就业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从工业领域通过去产能造成失业的职工普遍技能不高，年龄不低。而以阿里巴巴、滴滴出行、京东、小米、百度、腾讯等为代表的平台公司，以创业式就业吸引了大量来自于工业领域的职工。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创造了1750万个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238万个来自产能过剩行业。阿里零售创造3300万灵活就业机会，为农民工、下岗职工、妇女等市场弱势群体创造了宽容的弹性就业环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平稳过渡的就业空间。数字经济拉动就业作用显著，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2017年我国从事数字经济领域人数达到1.71亿人，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22.1%。
其中直接从事信息通信产业工作的人数达到1175万人，而数字经济融合应用部分带动就业人数达到1.6亿人。其中从就业结构看，数字经济吸收第一产业从事数字化工作的人数达到1619万人，吸收第二产业就业人群达到5054万人，吸收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12016万人，占到三产总就业人数的34%，服务业成为数字经济吸纳就业的主阵地。
2、改变就业模式，从传统的“公司＋员工”逐渐转向现代的“平台＋个人”，弹性就业成为常态。以淘宝、京东、聚美优品、美团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到众包、众筹、社交、直播、互联网金融、众创空间等互联网平台，再到形成产业生态系统的平台经济，推动就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截至2016年5月，我国众创空间直接带动了
6万余人就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
6000万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跻身于全球十大平台经济体。阿里巴巴作为亚洲最高市值的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不仅降低了就业门槛，阿里巴巴网店的员工75%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极大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同时不断扩大就业领域，从快递员到外卖人员，从商品电商到用餐电商，再到出行电商。当前我国通过平台型就业和创业式就业人数显著增多，劳动者拥有更多的择业自主权，表现出雇佣弹性化。雇佣弹性化体现在工作地点弹性化、工作时间弹性化、工作内容弹性化以及雇佣期限弹性化，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新的就业形态，如新零售业的淘女郎、体验师，娱乐业的网络作家、网红主播，新金融的互联网金融岗位等等。拥有多重职业身份的“斜杠青年”日渐增多。
二、数字经济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1、结构性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普遍趋势是技术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取代人后无产阶级失业大军将大规模存在。资本家主要通过应用新发明、新机器等方式减少雇佣工人，降低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成本，实现可变资本节约型创新。从长远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就业影响可能是正面影响，但是对于低素质劳动人口而言，机器人的“取代效应”非常明显，会导致结构性失业。过去十几年制造业已经广泛使用机器人，而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应用范围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扩展。“无人工厂”、“财务机器人”、“编辑机器人”“无人仓储”、“无人超市”和“无人驾驶”等新商业模式兴起将会影响翻译、会计、律师、记者、家政等职业逐渐消失。根据OECD预测，中国将有77%岗位自动化。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买主，采购机器人6.8万台，应用于我国36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87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其中以汽车、电子制造等行业领域应用为主，较2013年服务领域明显扩大。到2020年，中国自产机器人将达到10万台。机器人的取代效应将会引发数百万职工下岗。同时数字经济对原有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冲击导致社会矛盾频发。如电子商务发展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零售人员失业，ATM机的出现造成银行职员的大量下岗，网约车和共享单车的发展影响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出租车司机围堵网约车事件时有发生，影响社会秩序良好运转。
2、就业岗位两极化，收入差距扩大。数字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拉大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对就业群体的数字技能要求很高，因此就业结构中处于低端的劳动力将面临失业，而高端劳动力将获得丰厚回报，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2016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数字经济将带动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之一是就业岗位两极化，高技能与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提高，而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率下降，中等技能岗位逐渐被分离并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同就业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1、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数字
经济的发展对就业模式影响十分深远。而现有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传统的“公司+雇员“的体制下对标准工时制的职工权益进行保护，没有对灵活就业人员进行保障，同时对网络平台产生的雇佣关系缺乏认定依据，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缺乏法律支撑。针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多元就业形态，应积极探索不同类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完善事业保险、医疗保险、困难补助等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创业者的生存顾虑。
2、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加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培育人才。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同是也是各国争夺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人才是第一要务。当前中国数字人才数量不足且布局不合理。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工作的人员仅有5万多，印度和英国15万左右，美国85万人左右。中国数字人才主要集中在产品研发，而大数据深度分析和数字化运营、数字营销等新兴技术人才仅有5%。应加大相关学科建设，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3、大力发展平台经济，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实现灵活就业。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下，平台经济作为新经济增长的引擎正在兴起。2015年以来，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目前已超过150个。世界各国行业巨头在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大力打造
“国际品牌高端产品先进平台”。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起步较晚，商业成熟度较低，缺乏龙头企业的引领，生态相对滞后。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既需要强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持，同时需要信用、物流、第三方支付、认证等配套服务。政府应在用地、融资、税收等方面扶持服务业平台公司的发展，同时积极完善“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个人”的商业模式，健全平台经济信用评价制度，培育相关中介机构，提升配套服务能力，实现带动个人创业式就业。
4、培养失业群体的数字化工作技能，提高再就业能力，并提供社保兜底服务。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就业结构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纸媒以及低技能劳动力群体。政府应该通过互联网+教育、慕课等方式加大对这部分人群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实现再就业，同时健全社保体系，对低收入阶层实现兜底保障，确保社会各群体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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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杰瑞.卡普兰:《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共生下财富、工作与思维的大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7]DigitalDividends[R].WorldDevelopmentReport,2016.
作者简介：周红芳，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经济学管理学教研室副教授，副主任。
三、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助推就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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