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明代通俗小说的刊刻着手,具体考察江浙地区作为传播中心在小说创作和刊刻方面的情况,旨在说明明代通俗小说兴盛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江浙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明代活跃的商业活动,为该地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作家在创作中弘扬了光辉灿烂的地域文化,使文人话本成为江浙文化的独特载体;再次,江浙地区繁荣的刊刻活动加强了小说的流通,丰富了读者精神生活,同时刺激了市民对话本的需求,推动了文人的创作和书坊的出版。
【关键词】 通俗小说;江浙地区;刊刻;书坊;影响关系
我国文学遗产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研究价值。明代文学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特点之一,是通俗小说的兴旺发达,但它的研究意义还不仅于此。陈大康在《明代小说史》中有以下这段话:“前面曾提到《西游记》与在它影响下形成的神魔小说流派之间有着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差,但前者虽问世于嘉靖后期,首次出版却是在万历二十年,而后者的形成则是在万历三十年前后,两相对照,那个令人诧异的时间差消失了。这事例同时提醒我们,‘问世’与‘出版’这两个过去往往混同使用的概念,其实应该被严格区别。‘问世’是指创作的完成,‘出版’才意味着作品开始在较多的读者中流传;前者表明小说史上增添了一部新作品,而惟有后者方能保证产生与该作品相称的社会反响,从而对后来的创作发生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在小说发展史研究中,‘出版’意义的重要性更甚于‘问世’”。
这便肯定了“出版”的意义,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它既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生产动力,也为文学作品的接受提供了传播途径。首先它将口耳相传的话本跃至专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首创意义,并对明清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通俗小说的传播接受,突出了文学作品对物质载体的依赖,这个过程是由明代发达的刊刻业推动的,集中体现了明代通俗小说既是精神产物又是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赋予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明代是中国古代刊刻出版业的成熟期,其发达的印刷技术及高度商业化的刻书业对于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对明代通俗小说刊刻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通俗小说的出版中心是从福建建阳逐渐向以苏杭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转移,这是出版商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小说作为一种商品的真实反映。因此对明代通俗小说的研究,离不开对这一时代刊刻活动的研究,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刊刻活动。
一、明代政治背景、刊刻状况与通俗小说的影响关系
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发生于一定的政治背景下,且不可避免的受到它的约束,且这种约束始终是决定着文学作品本身创作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巩固其政权,定下了教化、善俗、致治的治国要策,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加强思想和文化专制,这些都使文学创作失去它原本的生气,此时任何文学体裁的创作都不景气,通俗小说的创作自然也不会例外,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新作问世。
但是,后来通俗小说的历程告诉我们,不管封建政权如何禁毁压制,通俗小说也总能顽强地生存与发展,“当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出现时,最初那几部作品若不在世上流传,许多人甚至不会知道可以用这样的文学样式来反映生活与抒发作家的感受。通俗小说逐步壮大的正常流程,应该是最初的几部作品在世上流行,接着便是新的作品在影响的刺激下问世,随后它们又与已有的作品一起流行,刺激着越来越多的后来的作家创作。这一流程是一种扩散性的连锁反应,它只有在传播顺利的前提下方能正常的不间断地进行,即须得有承担印刷的书坊的积极参与”,可见,通俗小说的发展对于印刷业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倘若印刷业尚未发展、普及到一定水平,通俗小说的处境就必定十分艰难。
自明正德、嘉靖之后,明王朝的政权逐渐稳定。朱元璋时期的政策已事过境迁不再适用,此时儒家已经开始出现通俗化、社会化倾向,“‘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打破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之间造成的隔阂”,这为通俗小说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内在文化基础。
此时印刷业的发展也从技术上为刊刻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印刷技术的积累,活字印刷逐渐代替了雕版印刷,且出现了“套印”,包括涂版、饾版和拱花三种,并出现了由两色到多色发展,这为明代刊刻出版业的锦上添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明代刻书业分为官家、私家和书坊“三刻”,其中书坊不同于官、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一“射利”,田汝成说:“杭人作事苟且,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明代书坊分布地域很广,刊刻中心由最初的福建建阳逐渐向江浙地区转移。
江浙地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政治历史因素和人文优势。带来了通俗小说的兴盛与繁荣。作为明代商业传播的中心,江浙地区同时也成为明代通俗文学的重镇,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和接受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我们按照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者,其具体的文本作品以及通俗小说的接受为主线,来梳理明代刊刻活动时,江浙地区的重要地位就会更加清晰的显现。
二、明代江浙地区刊刻活动与通俗小说创作发展的影响关系
明代江浙地区刊刻活动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可以由三个要素加以分析,即上文中提到的通俗小说创作者和传播者,通俗小说的具体作品以及通俗小说的接受。
1、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和传播者
主要指的是明代江浙地区的书坊主和小说作家。明代如“三言”、《古今小说》编的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凌濛初、《型世言》作者陆人龙等等许多小说作者都为江苏、浙江人。若言及长篇小说,则四大奇书作者,除《金瓶梅》不能确定外,其他三部的编著者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都是吴越人或长期生活、游历于昊越;另明中晚期的很多长篇小说作者,仍是吴越人士居多。由于当时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精神消费的需要,市民文人作通俗小说也多有“射利”之考虑。
而书坊作为明代图书流通的主要渠道,在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明代各地的书坊,吴越书坊总数为154家,约为建阳之两倍;另据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当时书坊数目略有增加;吴越有书坊207家,比建阳多121家。吴越书坊数量多且集中,使得这一地无形中成为全国出版业的“高地”。出于商业原因的推动,江浙地区的书坊主人广泛结交文人或直接聘用文人服务于书坊,从事创作或编辑校对,努力抓住商机,编辑符合大众口味的小说出版。书坊主这种自编自刻自销的行为,大大缩短了流通的中间环节,加速了小说的流传。由此可见,江浙地区丰富的文人资源加上书坊主和小说作者在商业推动下的双赢结合,正是推动明中后期通俗小说创作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2、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
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可谓星光灿烂,长篇和短篇小说都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江浙地区刊刻活动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的长篇通俗小说,是人情小说和时事小说。万历四十五年,《金瓶梅词话》在苏州刊刻面世,崇祯年间又以《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版本刊出。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人情小说,从苏州通俗小说的灵魂人物冯梦龙重价收购刊刻《金瓶梅词话》,到吕天成的《绣榻野史》,再到《痴婆子传》,这些人情小说都是江浙地区市民生活和刊刻活动的产物。人情小说作为明代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虽然因其内容淫秽,伤风败俗而不宜传播,却是明代通俗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改变了从前以改编旧作的方式描述历史或神魔故事的创作方法,逐渐走上了以独立创作反映现实人生的道路。在人情小说后,明代还崛起了一股时事小说的出版高潮。
明代江浙地区繁荣的城市经济大大刺激了话本的创作与传播,发达的教育为文人话本创作与消费培养了一批作家文人。而明代话本作家绝大多数为江浙人,文人话本也大多刻于江浙地区,形成了苏州、杭州两个创作、刻印中心。在江浙地区的刊刻活动中,正是江浙文人的创作才能与商业头脑的结合,推动了话本的繁荣局面。其次,江浙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明代活跃的商业活动,为该地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作家在创作中弘扬了光辉灿烂的地域文化,使文人话本成为江浙文化的独特载体。再次,江浙地区繁荣的刊刻活动加强了小说的流通,丰富了读者精神生活,同时刺激了市民对话本的需求,推动了文人的创作和书坊的出版。
3、明代通俗小说的接受
明代通俗小说的接受者主要是指作品的读者和评点者,读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创作发展的总趋势与读者的要求变化基本是一致的,读者群往往迫使作者创作时优先考虑他们的要求,这种强制性的影响,是通过书坊实现的。书坊主人为了扩大销路,获得更多的赢利,便采用迎合读者趣味的手法,小说史上一些流派的兴起、繁荣、衰落,包括各类小说的出现,都与此有关。这些在客观上推动了刊刻的发展,也丰富了通俗小说的创作。
伴随小说创作一起发展的还有小说评论,他们是小说在传播中一个特殊的过程,评论家既通过对小说的阅读去接受和欣赏它,又通过自己的批注,使读者阅读有人指点。随着评点这一批评形式的不断成熟和发展,评点的注释色彩渐渐削弱,日益向评的方面倾斜并获得了文本价值,评点的传播功能就大大超过了其他版本,在客观上加快了通俗小说的传播速度,并为小说批评理论的成熟作了准备。
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具体的作品和小说的传播接受相互联系、环环相扣,而将它们得以紧密联系的,便是刊刻活动。江浙地区作为明刊刻的重镇,不但为通俗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人资源和商业条件,还在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江浙地区的刊刻活动,激发出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能量,对其独立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就江浙地区刊刻活动对明代通俗小说的意义而言,江浙地区作为明代经济和刊刻的重镇,不仅促成了通俗小说创作和传播的繁荣,还成为晚明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的一面镜子,促成通俗小说独特的人文内涵。虽然刊刻活动和文学的商业化,也使通俗小说暗藏脆弱,但在商业发展和通俗小说的发展里程中,这些负面影响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无法改变明代通俗小说的重要地位,它仍然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并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而江浙地区的刊刻活动对推动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总之,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可以看作是精神产品与商品相结合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依赖于刊刻活动而开始的,并不断的发展壮大,也同时从反面推动着刊刻活动和商业的发展。江浙地区作为明代刊刻的重镇,在最大范围内壮大了通俗小说的声势,使其成为明代影响最大的体裁。江浙地区不但用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商业手段,激发了明代繁荣的小说创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小说理论的发展,并为清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永不褪色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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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冉(1984-),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