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白庚胜，纳西族，1957年生，云南丽江人，文学博士、民俗学博士后，已出版著作、译著、编著四十余种，主编有关丛书三十余种，计三千多卷，从1979年起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诗歌、散文百余件及专集两部，被译为多种文字。曾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临近毕业回国，我最想去告别的便是东京塔。从初学日语起，我便于课文间阅读她，在电影电视里观赏她，在报纸杂志中认识她，以致她常入我梦中、常驻我心头，让我久久挥之不去。更何况，如今一声再见，不知“何日君再来”呢。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我与取手町日中交流协会会长加藤孝明先生相约，驾车前往坐落于东京都港区芝公园南侧的东京塔。加藤孝明先生是我到筑波大学念博士学位以后认识的朋友，年逾六十，仍服务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但他热衷于中日友好事业，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与中国留学生的交往，以及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得到过他无微不至的关心。一年前，我的家乡云南丽江发生“2·3”大地震，加藤孝明先生又组织他所领导的协会慷慨捐款120万日元，在重灾区修建了新文小学“取手堂”教学楼。这虽缘于我与他的友情，但更主要的是他历来急公好义，主张中日友好，重视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
一路上，加藤孝明先生一边驾车一边向我介绍说：东京塔所在地原是一片墓地，并建有镇灵寺院上增寺。1957年，日本政府决定在此修建东京塔，并强制拆迁了其中的部分墓地。工程于当年6月2日举行奠基礼，到第二年12月全部竣工，并于1968年开始对外开放。其设计方案由著名设计师内藤多仲与“日建设计株式会社”合作完成，所摹仿范本为尼斯塔夫·艾菲尔所设计的艾菲尔铁塔。这是因为，在东京塔建成之前，艾菲尔铁塔一直以320米的高度雄居世界铁塔之冠。汽车行进在高速公路上，两旁的树木、建筑、交通提示牌一一向后飞逝，我的脑海中也闪过这样一组组数据：东京塔比艾菲尔铁塔高13米、轻3500公斤、建造费用少一半、建造时间少半年、增加功能多一倍，而所用钢材更是全为建造铁路所剩废料……显然，这是日本人“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又一杰作。以模仿开始，以超越被模仿者为目标，始终是大和民族难变的根性。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驰，我与加藤孝明先生终于抵达芝公园南侧。猛抬头，只见东京铁塔已经兀立在我们身边。原来，我们从东北方向逶迤而来，加之道路两旁林立的高楼遮蔽了视野，故而在东京郊外任何一个方位都能清晰可见的东京塔容姿竟然一直秘而不现，直至近在咫尺才让我们突瞻尊容。此时的东京塔，全然不似平时远观中的窈窕淑女婀娜多姿、清秀俊逸，而是一副钢筋铁骨，仿佛一位运动健将，焕发一身阳刚与英武。当我如小草般仰望东京塔这株参天大树之际，目力所及乃是直插天光云影中的塔尖，粗壮锃亮、红白色相间的塔身，以及圆拱状高高斜跨的四只塔足。
我们的观光从建筑于四只塔足内侧的五层楼开始：第一层用作休息厅，其出入口右侧伫立着人类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时所随行的犬群造像，似在开宗明义指出东京塔的建造亦具创新意义，登上东京塔也可以实现人类的精神探险。这里设有水族馆，全世界800种5万多条鱼尽收其中；第二层是商场，旅游纪念品、东京特产食品、饮料等琳琅满目，尽可满足观光的物质需要；第三层为蜡像馆，其规模号称全日本乃至远东同类艺术馆之冠，数十个与真人大小相仿的蜡像都是风靡各时代的世界名人。其内设有一条奇异散步道，两边所布置的是神灵世界、鬼怪领域，令人受到别种刺激，获得异样体验；第四层所设立的是科学馆，陈列有各式电视、无线电设备，以及各种实验仪器、科普图片；第五层所设置的是广播电视发射台，一般不对外开放。总之，这座五层建筑既很好地解决了塔基占地过大造成的空间利用问题，又为塔身减轻负重，合理安置了各种设备，还为游览观光者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与精神服务，真可谓一举多得，为典型的日本式思维外化。
当我问起日本为何要建造这样一座铁塔时，加藤孝明先生思考良久后说：日本是东方国家，在历史上一直以中国为师，秉持天人合一的文治理念，并很早就建立起宗法礼教为核心的封建国家。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列强的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开始通过坚船利炮与对外贸易打开日本的大门，使和平、封闭、安宁的传统社会难以为继。为了应对挑战，日本改而师法西方，实行明治维新，通过天皇与新兴势力的合作，废除幕藩统治，成功实现君主立宪，既稳定了国体，又引进了先进技术及资本主义经济，使国力迅速强盛。这固然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问题在于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之同时，日本也错误地接受了帝国主义理念以加强军事建设，实行对外扩张，寻求海外市场与资源，直至参与瓜分俄国与德国在中国东北、山东的利益，发动侵华战争，吞并朝鲜，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占领东南亚各国，最终彻底战败，丧失了所有殖民地，遭受了原子弹的打击，东京亦被战火夷为一片平地。这表明：战争虽然能逞一时之快，但绝非日本的立国之道；军国主义也能刺激经济繁荣，但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于是，在战后，在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强烈干预下，日本政府及大和民族开始反思百年历史，对军国主义作了一定的清算，并制定了和平宪法，宣布永久放弃武装力量及对外出兵，一心一意谋求发展，并承担起相应的国际义务，为人类进步事业及世界和平做贡献。尽管这种反思与清算还不全面、深刻，但目标一经确定，日本便开始利用战后和平机遇期医治战争创伤，勇敢地从战争废墟中站起，力争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至50年代末，日本已将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为60至70年代先后举行东京奥运会、大阪世界园艺博览会、筑波万国博览会，并于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进行了奠基。和平发展、和平外交，为日本带来的是超额的利益、尊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东京都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建筑密度不断加大、建筑高度节节攀升，城市管理、灾害防范、社会救助、信息传递之难度亦随之增大。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适应城市化、工业化急剧提速的形势，日本政府决定建造东京塔，既发挥其多种实用功能，又将她当作当时日本社会和平发展、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象征，以及进取向上、刚强坚韧、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京塔是和平之塔，而和平的本质就是互相尊重、平等、共生、共荣、共享。
在一一观览过一至四层的展示及柜台之后，我们于四楼出入口乘电梯飞身直上设置于150米高处的望台。从地面至此，共有560多个台阶，原本非一时半时可以登达，但托了塔内高速电梯的福，我们仅用一分钟便平稳、安全，几乎是毫无感觉地进入到两层楼高、面积约20平方米的望台。但见其地板及四壁全是整块玻璃，四面还各放置有一台高倍望远镜供游人观赏四时景色。当天，由于天朗气爽，用不着借助望远镜，我们用肉眼便清晰可见塔四周鳞次栉比的建筑群落、阡陌纵横的街巷道路。尤其是漂浮于西边云雾中的富士山、不远处绿树成荫的皇宫、挺拔俊秀的NHK广播电视大楼更是异常醒目，令人心旌。怪不得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国内外游客云集于此，原来她早已成为一处观赏东京市容的绝好景点。
加藤孝明先生见我游兴很高，便手指头顶说：从这里继续乘电梯至250米处就是特别望台，它主要供观察气象、交通、治安等使用。其上至333米顶端则是发射NHK、日本电视网、东京放送、朝日电视、富士电视等21个广播电视台中转台及7个电视台节目频道的天线及避雷针。正因为如此，东京塔集地标、航标、旅游景点、观察治安、测量风速与气温、指挥交通、监控灾情、传输信号、科普展览等诸多功能为一体，大大强化了大都市的管理能力，大大提升了城市社会的服务水平，大大美化了市容市貌。
感慨之余，我不断请加藤孝明指认“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各个街区，并不时就日本政府及国民对侵略战争、和平发展的省悟度、反思能力提出质疑：日本在战后无疑基本坚持了和平精神、民主基调，但这些似乎都在美国及其同盟国的高压之下才实现。而且，就整体情况而言，日本似乎还远远没有、也不愿意对侵略战争历史作真诚、理性的清算与决裂。一旦美日之间的关系破裂，以及周边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其军国主义似乎还会死灰复燃。虽有竹下登、村山富市等曾不同程度地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害于亚洲国家的历史表示过歉意，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能够像德国总理施罗德那样，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受难者进行过谢罪与忏悔，并将永远放弃战争作为基本国策，也从未看到日本社会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将反对侵略战争的理念贯彻于国民教育与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反，在日留学期间，我所大量耳闻目睹的是极右翼分子对侵华战争的美化、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对慰安妇丑闻的掩饰、对钓鱼岛主权的觊觎，以及日本极少数政府官员对供奉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放肆祭拜……如果不作全民族的、长期的、深刻的清理，如果这些极端错误乃至反动的军国主义思想不断抬头，并借经济危机等转化为全民族的意志，那么，日本将再度为人类所不齿，并被和平、良知、正义的力量所彻底埋葬，东京塔的精神意义也将被彻底践踏。和平发展是联合国确定的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必然是日本的不二选择。
对于我的质疑，加藤孝明先生表示完全认同，并指着东京铁塔说：我已经说过，东京铁塔是和平之塔，但她建造在一片墓地之上，至今仍有种种奇异传闻。这叫阴魂不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亦仍如此，需要我们用比上增寺的佛法巨大得多的力量去征服它们。这也是我个人及我们取手町日中交流协会不懈奋斗的目标之一。希望白先生和全体中国人民也和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合作，为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及日中友好而工作。我们决不能让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真的，日本已经无力再承受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夕阳西下，东京渐渐沉入一片血色晚霞之中。夜幕降临时分，我与加藤孝明先生复驱车踏上归途。凭藉车窗，回望港区芝公园上空，由156盏照明灯装饰得灿烂缤纷的东京塔开始流光溢彩。此时此刻，我的心中一片明亮，却也涌上无名的思绪：日本向何处去？大和民族能长和否？东京塔还可亮多久？
东京塔，你留下了我的无限眷恋，你也让我难释忧心。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