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5日，是国家图书馆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博物馆事业的里程碑，这一天，在闭馆修缮三年多之后，国家图书馆南区，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先于图书馆向大众提供服务。虽然只是试运行，但是预约参观的领导、专家、业界同行，面对博物馆的开放，面对博物馆中陈列的国家图书馆藏于深宫的国之重器——珍贵典籍，让“震撼”成为了近一个月来的高频词。的确，对于即将迎来105年华诞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而言，典籍博物馆拓展了她的功能，使国家图书馆甚至是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而对于国家典籍博物馆而言，这个中国第一个以典籍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依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宏富馆藏，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在弘扬传统文化，让古籍传承，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让古籍走出深宫，融入现实生活”的理念下开始了她的首展。
设置专门的典籍博物馆势在必行
1905年实业家张謇创立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已走过百年，在启迪民智，传播文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社会文化需求和综合国力的增长，几乎2-3天就新建成一座博物馆，2013年底，中国各类型博物馆已达4165座。但在图书馆孵化出以中华优秀典籍为主要展览对象的典籍博物馆，在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的中国还是创举。
尽管国家图书馆举办典籍展览几乎与这个馆的成立相伴相随，特别是近几年，社会发展对历史文化的探求，文物市场开放引发的收藏热情，使典籍的展览虽依然是阳春白雪，但已不再是门可罗雀。狭小的场地，局促的规模，已经不能满足需要。2011年国家图书馆南区在使用了近30年后闭馆修缮，给了国家图书馆展览一个新的发展契机，设置专门的典籍博物馆，用专业的展览条件、更大的展览规模，让典籍展览成为文化的盛宴，成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梦。
原本就无法满足下一步发展需要的图书馆，有多大空间能拿给典籍展览、典籍博物馆和图书馆如何融合衔接，成为决策中的核心问题。经过多次讨论、甚至是争执、唇枪舌剑，最后建立典籍博物馆成为统一的认识。2012年7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关于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典籍博物馆牌子的批复》，由文化部转发，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挂牌宣布成立。馆务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旧建筑中腾挪出一万平米的建筑面积，十个展厅的空间分隔，典籍博物馆在众人期盼中梦幻般地成为现实。
在4000多家博物馆中，国家典籍博物馆作为专题博物馆应如何定位，形成自己的特色，吸引观众，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国家图书馆中的博物馆，她与图书馆在功能上如何划分，又如何结合？笔者作为筹备团队和主要参与者，曾经认真地思考。
其实，对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关系，早在1936年7月，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届年会举办时，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就曾在演说中精炼地概括道，“书是文字的博物，博物是实物的图书”，阐明典籍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内在天然的联系。这个论述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国家典籍博物馆通过让珍贵典籍作为主要展品展陈的方式，成为国家图书馆服务功能的拓展，公众阅读方式的延伸，成为典籍走下神坛接近大众的新渠道，她以另一种更加灵动的方式展示着中华文明恒久不衰的魅力，也将培育一代代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对国家发展历史的了解。而国家图书馆宏富的馆藏成为国家典籍博物馆强大的后台支撑，运用新的展陈技术手段，让典籍中的故事、蕴含的精神走出象牙塔，来到群众中。而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对塑造今天的民族自信又是多么不可多得的力量和源泉。
收藏典籍是传承文化的需要
经过思考，典籍博物馆的定位越来越明晰。
作为国家典籍博物馆，其基本定位应是典籍的收藏中心、研究保护中心、展示中心、交流中心，也是传统文化和青少年教育基地，更应是公民继续教育，公众文化休闲的场所，是没有围墙的大学。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中华典籍从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石刻文字、竹简木牍、帛书，后至写卷、刻本，数量之大，世所罕见。这些典籍记载着中华民族不断繁衍融合，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历史的事实。收藏典籍是传承文化的需要。先贤历尽艰辛保护的财富，是留给今天和未来的有关昨天的记忆，收藏保护好典籍既是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责任，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资源。国家典籍博物馆依托国家图书馆的丰富典藏，无可匹敌。继续更加全面地收藏典籍，既是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也是更好展示典籍文化的根本。收藏中心当仁不让。
中外典籍史，如同人类历史一般源远流长。研究几千年中外典籍在创作上的不同倾向和特色，收藏与典籍相关的生产材料、生产工艺、保护史，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如刻甲骨的工具什么样？写本上栏线用什么材质的笔墨，什么样的收藏环境让他延年益寿？雕版印刷是书籍生产的革命，但书版使用寿命有多少次？怎么样的修复方式能让印本书传承永久？典籍博物馆展藏从甲骨、敦煌遗书、善本古籍、金石拓片、舆图、样式雷图档、老照片、年画、方志家谱、民族语文文献、名家手稿、新善本（革命文献）、外文善本几乎无所不包，探讨典籍中的未知因素，解决学术研究中的疑惑、问题，典籍博物馆责无旁贷，典籍博物馆的收藏也足以支撑对文献的研究和保护。
典籍博物馆的意义在于通过展示的方式让观众了解接受。通过对展品的说明，通过“典籍—文物—技艺”的活态展陈模式，可以使观众从纸张的制作，活字的摆印，雕版刷印的操作，传拓的实践，古籍修复的尝试中领略古人的思想和智慧，让观众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让珍贵典籍说话，使中国人为先贤的创造力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感到自豪，让外国观众通过参观了解古老中国的文化魅力，更喜爱中国，这样的期待，让筹备者不时激动着。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设立，开辟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典籍文化的窗口，也让世界上书籍文化的交流和研究拥有了专业平台。
2009年4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图书馆参加“世界读书日”活动时指出，“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博物馆的引导让更多的观众走近典籍，开始读书之旅，意义重大。
英国博物馆学会发表的《建立21世纪卓越博物馆的宣言》中指出：“在社会经济冲击下，广义的博物馆是科学与艺术普及教育或终身学习的中心，是公民与社区的空间，是社会变迁与促进文化理解的机构，典藏人类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是创造力的触媒，是旅游与观光的关键伙伴，也是文化研究与创新事业中重要的一环。”20世纪中后期，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层面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休闲化进程已成为时代的潮流。中国近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公众消费逐步走向精神层面。多元的休闲娱乐越来越多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博物馆不论身份、地位、收入、文化都可以选择的特质，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典籍博物馆的引导走向书香中国，书香世界。
汪东波主编的《公共图书馆概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博物馆和图书馆作为不同的文化现象，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上互相联系、互相融合。”博物馆和图书馆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定位上，完全相同，内容方式互相补充，使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庄严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份灵动和亲切。国家图书馆丰富的收藏和博物馆丰富的展示手段形成合力，以丰富的表现手段让河图洛书、诸子百家、佛道兴衰、宋明理学等从典籍中跳出，让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流淌，让装帧、印刷技艺表现，让观众观展乐在其中。
首展精彩纷呈
首展的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宏富馆藏，九展同开，展出甲骨、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宋元明清善本、舆图、样式雷图档、少数民族语文古籍、名家手稿、西文善本等馆藏精品，另专设中国古代典籍通史展，揭示典籍文献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流变，表现其贡献与地位，像流淌的音符，在几千年的文明长卷上，无数文人学士孜孜不倦地在各类材质的纸张上弹奏着眼中风景、胸中乾坤，让我们今天得以享受中国书籍之美。
首展的甲骨一共20件，这些龙骨上呈现的早期文字，曾在中药铺被发现，才得以保留，是国家图书馆时间最早的馆藏品。馆藏中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一块牛肩胛骨，也是馆藏甲骨中字数最多、凿钻最多的，属国内外罕见之品。整版甲骨上保存了连续11天卜雨记录，是先民生活的真实记录。一片被称为“四方风”的牛肩胛骨因背面没有钻凿而被认为是伪刻，险被埋没，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考证后认为是证明古史的范例之一。还有一片甲骨的明星，是王国维缀合证明《史记》是信史的。
展出的《清乾隆补刻明代端石兰亭图帖》拓本手卷，全长16米，以浓淡两种墨色套拓，镌刻精细，传拓精湛，黄绫迎首，装裱考究。帖石原在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仅有拓本留存于世。拓本摹补了宋李公麟《流觞图》佚缺部分，再现了王羲之等四十二贤士暮春修禊游宴赋诗盛况的全貌，人物景观栩栩如生。拓本还辑录了乾隆御笔诗文及序、明太祖朱元璋《流觞图记》、定武兰亭本三、褚遂良本一、唐摹赐本一凡五帖，宋元明清众名人跋文，堪称兰亭文化中的珍品。
在敦煌遗书展厅，从时间可以追溯到国家图书馆藏最早的纸本文献公元417年写《律藏初分》，国内敦煌遗书中唯一一件《摩尼教经》、朱墨两色《道德经》、敦煌唐人写本中的翘楚——陆机《辩亡论》。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写本源出竺法护所译《佛说盂兰盆经》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描述了目连地狱救母的故事。本件正文间留有多段空白无字，显然为背面预留的绘图空间，形制特殊。从侧面反映了变文与变相的关系。
在善本展厅，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同时展出，一件从宋到元经过众多名家收藏并题跋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手稿，虽然仅465字，却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三件北宋刻本此次也倾情展示，还有南宋宫廷原装的《文苑英华》、过火不弃令众多文人顶礼膜拜的传奇般的宋刻《施顾注苏诗》、著录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的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金石录》，南宋临安府书籍铺刊刻的道姑《鱼玄机诗集》等，每部书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样式雷展所展出的文献，是与北京密切关联的主题，曾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一个建筑世家——样式雷对颐和园、圆明园、故宫、恭王府的设计图，让今天的我们叹服，展出的还有一个法国工程师普易雅拍摄的北京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很多景观今天已经消逝。
舆图展展出的施琅收复台湾后绣制的福建图——福建舆图，图大有7×7米大，应是在台湾设立行政区并划归福建省管辖后，福建省地方官员为反映这一重大历史变化而绘呈清政府，恭请皇上“御览”的。此次展出的是复制件，制作复制件时，一台非接触扫描设备在工作人员全程监护下不间断地扫描近50小时。还有最早的绢地手绘北京城地图——北京内外城全图、反映运河的岳阳至长江入海及自江阴沿大运河至北京故宫水道彩色图、描绘清代著名的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的《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地图》，一件60年代北京地铁规划方案——北京市地下铁道远景规划：第一方案也是值得期待的。
展出的名家手稿更是精彩纷呈，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曹禺的《暴风骤雨》、老舍的《龙须沟》、巴金的《家》《春》《秋》、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傅雷译《约翰克里斯多夫》很多都是影响过一代人的名著。
民族文字古籍中有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玄奘法师传记，述其赴印途中见闻，可补《大唐西域记》之缺。此回鹘文版译自汉文，反映民族文化间的融合，还有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迄今发现的彝文经典中抄写年代最早的一部《六部经书》，皇子永瑢写本藏、满、蒙、汉四种文字合璧的《御译救度佛母赞》、藏族第一部哲理格言诗集《萨迦格言》、抄于新疆特产桑皮纸上的察合台文《纳瓦依诗集》等，使用不同纸张、不同书写工具、不同装帧形式，领略的是另一番风景。
而有摇蓝本、名家签名本的外文善本很多则是首次展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典籍是文化的载体，东坡诗云：“才知渊海文始为，腹有诗书气自华。”9月9日，国家图书馆105年华诞时，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向社会各界开放，希望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建设书香社会中，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