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9篇）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因素及企业绩效 作者：夏红刚来源：《经营者》2018年第15期 环境创新是一种能够逐步或者大幅度减少对环境产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因素及企业绩效
作者：夏红刚来源：《经营者》2018年第15期
环境创新是一种能够逐步或者大幅度减少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创新，相比传统技术创新，环境创新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单位生产的外部环境成本。因为环境创新不具备研发溢出效应，同时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单位对于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企业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促进企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于企业单位来说，环境创新有着积极的促进经济效益增长的作用。但是在企业进行环境创新的过程当中，种种因素导致环境创新工作的效果受到严重影响，不利于企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企业环境创新影响因素及企业绩效进行研究势在必行。
一、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因素
（一）企业背景特征、环境政策对于环境创新的影响
环境政策的强度以及灵活度将会对企业单位环境产品创新、环境工艺创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专家经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单位进行环境创新活动，同时灵活的环境政策也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环境创新。除此之外，高技术行业对于企业单位环境产品创新有着非常明显的积极促进作用。这充分表明了在行业自身技术特性的影响之下，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单位比中技术行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单位更加重视环境产品创新。此外，企业的年龄也是环境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
（二）企业单位的背景特征和环境政策的交互项对于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
私企的强度、高技术行业的强度以及年龄的灵活度对于企业的环境产品创新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企业单位产权性质不同，其面临的竞争环境也各不相同。当企业单位违反我国相关环境规定的时候，私企收到的惩罚或者罚款都是由企业个人承担，为了避免处罚或者罚款，在相同的环境政策强度之下，私企更加偏向于进行环境产品创新。此外，在同样的环境政策强度下，私营企业的环境产品创新水平更高，由于私企要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形势，同时私企的环境违规成本较高，种种因素使得私营企业在相同的环境政策之下，对于环境产品创新工作更加重视。对环境产品进行创新能够帮助私企在社会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口碑，借此有效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相较于中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单位本身就具备较高的创新水平，这直接导致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单位相比较其他行业的企业，环境政策的强度对于环境产品创新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此外，企业单位成立的时间越久，其对于环境政策的了解就越深入，同时也更加偏向于选择最优的方式满足相关政策规定，因此，随着企业单位成立时间的增加，政策的灵活度对于企业环境产品创新水平的影响就越大。［2］
以上结果充分表明，产权性质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的产业，环境政策措施的轻度和灵活性对于他们都有相应的针对性，因此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为了明确企业背景特征和环境政策的交互项对于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需要对产权性质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的企业进行分别研究。
二、环境创新对于企业单位绩效的影响
调查研究显示，环境产品创新对于企业单位绩效有着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环境工艺创新对于企业单位绩效几乎没有影响。有专家认为，环境产品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单位找到将废物转变成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可销售产品的新方式，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单位在社会上树立一个良好
的口碑，同时还能够提高企业单位的经济效益。但是，环境创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带来足够的经济效益的，其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这也导致环境工艺创新并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明显影响。［3］
环境政策的强度对于企业绩效来说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充分表明严厉的环境政策不会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只有当企业单位创新补偿效应能够部分或者全部抵消遵循成本时，企业单位的绩效才能够得到有效提高。除此之外，环境政策的灵活度对于企业单位绩效有着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充分表明只有当环境政策给创新者提供了一定的最优途径选择空间时，才能够提高企业单位的经济效益。
除此之外，高技术行业企业单位的年龄以及环境政策的灵活度对于企业单位的绩效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具备更高水平的绩效，当环境政策的轻度增加时，高技术行业企业单位的绩效也会随之提高。而在相同灵活度的环境政策之下，成立时间更长的企业单位拥有着更高水平的经济绩效。
三、结语
通过环境创新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有识之士必须对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因素及企业绩效进行研究分析，借此有效促进企业环境创新工作。
（作者单位为广西地矿建设集团）
［作者简介：夏红刚（1973—），男，湖南邵阳人，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企业董事长，研究方向：经济。］
参考文献
［1］廖中举，程华.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绩效研究——基于环境政策和企业背景特征的视角
［J］.科学学研究，2014，32（05）：
716+792-800.
［2］
张小军.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及绩效影响研究［D］.浙江大学，2012.
［3］
董颖.企业生态创新的机理研究［D］.浙江大学，2011.
篇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一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叶春森;蒋翠清
【期刊名称】《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卷),期】2008(031)003
【摘要】文章借助基于分类思想的评价方法筛选出优秀样本,利用相关性分析,建立了优秀样本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案例表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并得出当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创新网络、企业创新文化、政府引导创新、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水平.
【总页数】5页(P402-406)
【作者】叶春森;蒋翠清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230039;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23000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31.1
【相关文献】
1.用户参与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模型研究——以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J],李金生;王晓云2.企业开放式创新社区网络创新绩效内部影响因素分析--NK模型视角企业开放式创新社区网络创新绩效内部影响因素分析[J],夏恩君;王素娟;张明;赵轩维3.基于改进熵模型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以武汉市为例[J],王宗军;臧晓娟;杨娴雅
4.基于DEA模型的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究[J],唐亮;倪尔福;侯姗姗5.基于DEA模型的海洋经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研究[J],刘丹妮;崔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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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可以说开放式创新不仅有利于实现组织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还促进了组织学习能力的提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在介绍开放式创新诞生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本文回顾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及其研究进展并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创新网络嵌入视角组织学习视角三种研究视角回顾并梳理了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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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作者：崔海云施建军来源：《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02期
中图分类号：F276.4文献标识码：A内容摘要：在开放经济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模式已由早期的“封闭式创新”转变为“开放式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商业化可以充分利用组织内外部的资源来实现。然而，开放式创新究竟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何影响？本文将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创新网络嵌入视角、组织学习视角三种研究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回顾。关键词：开放式创新资源基础观视角创新网络嵌入视角组织学习视角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主要的创新模式是封闭式创新。封闭式创新在保证企业独享和垄断技术知识的同时，也显现了一些弊端，如大量的创新活动被行业内的一些大型企业所垄断（Chesbrough，2003）；大量的新创技术未能及时商业化而被束之高阁；大量的同类廉价技术被忽视而重复着大量的无用创新（West&Gallagher，2006）。于是，企业家们和学者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它的对面——开放式创新。在新的创新浪潮中，大量中小企业积极投身于技术创新的历史舞台，一些大型企业也不再一味地执着于所有的技术创新，他们可能会购买外部技术，也可能通过中小企业来实现其创新“副产品”的价值（Chesbrough，2003）。开放式创新由于可以借助外部创新源进行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商业化，使企业走出了“不创新，难以生存；创新，则面临巨大风险”的“创新者困境”。开放式创新的概念2003年，HenryChesbrough首次提出了“开放式创新”一词（Chesbrough，2003），用以描述企业通过与外部创新源的广泛互动，充分利用大量外部知识，以及通过技术知识向外转移实现新技术商业化的这一创新过程（Chesbrough，2003；vandeVrande，Lemmens&Vanhaverbeke，2006）。Chesbrough（2003）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既可以来源于组织内部，也可以来源于组织外部，同样的，新创技术的商业化过程既可以依靠组织内部实现，也可以借助外部渠道实现，因此，企业应积极开拓组织内部与外部两类创新价值来源。在Chesbrough（2003）之后，大批学者研究并拓展了开放式创新的内涵。Hastbacka（2004）认为，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中，充分利用内外部的技术和创新思想，并且通过技术转让或者资产分派等方式进行商业化的创新过程（Hastbacka，2004）。West&Gallagher（2006）认为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更注重在内外部同时搜寻和利用创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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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效整合企业自身的能力和外部获得的资源，并通过内外部两类渠道开发市场机会（West&Gallagher，2006）。早期的相关研究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烦恼”之中，学者们以及企业家们经常纠结于技术知识“自制还是购买”的决策问题（Geyskens，Steenkamp&Kumar，2006）。事实上，“自制”与“购买”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企业自行开发所有需要的技术知识往往是不现实的，充分发挥内部知识与外部知识的互补作用才是最明智的（Cassiman&Veugelers，2006）。开放式创新的核心就在于积极地利用组织内外部双向的创新资源来实现技术创新和创新成果的商业化（Chesbrough，H.W.&Crowther.A.K.，2006）。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是指技术知识由组织外部向组织内部转移的创新过程（Schwartz&Huff，2010），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是指技术知识由组织内部向组织外部转移的创新过程（Alexy，Criscuolo&Salter，2009）。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并不是对立的，某些情况下，两者甚至是紧密相连的，如在交叉许可中，企业在接触外部知识的同时需要转让部分内部技术（Lichtenthaler，2008）。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大批学者的研究兴趣，众多学者从各种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看来，学者们主要从三种视角进行了分析。（一）资源基础观视角开放式创新使企业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边界”的束缚，实现了创新资源的完全“无边界化”流动，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陈爽英等人（2012）认为，开放式创新活动可以为企业带来技术创新中最重要的资源，即技术资源和商业化资源，内向型的开放式创新可以为企业获得“技术资源”，而外向型的开放式创新可以获得“商业化资源”（陈爽英、井润田、邵云飞，2012）。一方面，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企业可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所需的市场信息、技术资源、资本支持等关键资源甚至稀缺资源，弥补组织内部创新资源的不足，降低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夯实企业的创新基础，推动企业加速创新，扩大创新产出并且顺利打开新市场（Chesbrough，H.W.&Crowther.A.K.，2006；Chesbrough，H.W.，2007）。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企业有目的地识别、引进和利用外部技术知识，不断地学习吸收新信息、新理念、新的生产与管理方式以及新的技能，持续、系统地构建外部创新网络，努力拓展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最终获取企业生产经营和技术创新所需的稀缺资源（Aitamurto，T&Lewis，SC.，2013）。另一方面，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中，企业通过与外界其他组织的频繁互动，有利于增强组织间的相互信任，并且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主导或参与制定产业标准的机会，从而有机会获取更多的资源以提高创新绩效（West.Jetal.，2013；Lichtenthaler&Ernst，2007）。内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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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外部商业化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收益，而且还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除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外，企业还可以通过授权技术许可和技术输出等外部商业化方式，快速打开新产品市场，赢得市场竞争的领先机会。此外，虽然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知识产权泄露、丧失行业技术领先者优势等风险，但是，从长期来看，新创技术知识的输出、创新成果的外部扩散等都有利于企业在新的行业技术标准建立中构建优势地位，提升市场声誉，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取行业领先者的竞争优势。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开放式创新对组织资源获取的积极作用可能会受到至少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决定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核心技术不易从外部获得（肖武岭，2006）。第二，决定组织竞争优势的专用互补资产也难以从组织外部获得。第三，决定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动态能力不易从外部获得（Teece，etal.，1997）。因此，尽管企业能够通过开放式创新获取大量的外部资源，但是获取资源的有效性还有赖于企业对核心技术、专用互补资产以及动态能力的培育和发展。（二）创新网络嵌入视角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间的关系已经由单一的竞争或者合作关系转变为竞合关系，新的关系格局下，企业必须更多地关注并且努力构建外部网络结构（Groen，A.J.&Linton，J.D.，2010；Dahlander&Gann，2010），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组织外部的创新源泉对企业的创新实践非常重要，企业应积极与外部的创新源泉组成创新网络和联盟，这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路径。企业与组织外部的创新源建立的创新网络，增加了企业的社会资本，使企业在缺乏技术创新的资源时，可以通过跨界搜索的方式获取和补充创新资源，从而拓宽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国学者陈劲等人也指出，广泛参与外部网络活动有利于企业构建或嵌入开放式创新网络，充分利用组织内外部各种创新资源，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陈劲等，2012）。选择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创新环境，有助于企业在与外部环境交互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企业融合、构建和配置内外部资源的能力；有助于企业提升自身的内外部技术的协同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变革节奏；有助于企业提高知识创新能力，加快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步伐，从而为企业获得并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提供技术创新动力。（三）组织学习视角组织学习的观点认为，通过跨组织边界学习，企业可以快速获得经营发展所需要的互补性知识，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并通过组织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企业的组织柔性（Ghoshal，S.K.&Barlet，R.，1989），而企业实现互补知识的跨越组织边界的转移和利用则有赖于企业间的创新合作（Hagedoorn，etal.，2002）。这是因为，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往往能够碰撞出全新的“技术火花”，生成全新的技术知识，从而推动相关技术标准的升级换代（Das&Teng，2000）。一些研究还表明，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有利于合作各方共享彼此的互补性的创新资源，共担创新风险和成本，缩短创新周期，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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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市场能力和学习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Pisano，1996；Das&Teng，2000）。开放式创新模式颠覆了传统的企业边界概念，实现了创新资源和技术知识的自由流动。传统的创新管理理论认为，为了保证创新技术的独占性，技术创新活动只能由企业自己独自承担并且独自完成。此时，企业中存在着“非此地发明”（NotInventedHere，NIH）以及“非此处销售”（NotSoldHere，NSH）的创新偏见，这种创新偏见导致企业一味盲目地坚持“此地发明”和“此处销售”，而无视组织边界之外有价值的新创意、新知识以及商业化途径，从而失去了向组织外部学习技术知识的宝贵机会。开放式创新的理念提出以后，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组织外部的创新动态，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吸收外部的那些有价值的新技术、新知识以及商业化途径。开放式创新使企业通过学习合作伙伴的技术知识，尤其是那些不易被明确表达的隐性知识，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因此，开放式创新模式使企业克服了“非此地发明”（NotInventedHere，NIH）和“非此处销售”（NotSoldHere，NSH）的偏见，此时，不论是新创意还是新知识，都可以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双向地流动。可以说，开放式创新不仅有利于实现组织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还促进了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在介绍开放式创新诞生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本文回顾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及其研究进展，并从资源基础观视角、创新网络嵌入视角、组织学习视角三种研究视角回顾并梳理了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未来的相关研究方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在研究情境方面，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中小企业等经济实体可能是未来相关研究的有趣的研究情境。早期的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制造业、科技型企业等技术创新活动频繁的组织，随着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活动的不断普及，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相关经济实体的开放式创新活动。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实证研究的方法将会越来越受到青睐，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驾齐驱将是未来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早期的相关研究中，案例研究方法占据了主流地位，随着开放式创新研究热度的不断升级，实证检验将会成为另一重要研究方法。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不同的产业背景分析开放式创新的内涵及外延，从实际操作层面为企业的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和建议。参考文献：1.陈爽英，井润田，邵云飞.开放式创新条件下企业创新资源获取机制的拓展——基于Teece理论框架的改进.管理学报，2012（4）2.肖武岭.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控制策略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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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劲，梁靓，吴航.基于解吸能力的外向型技术转移研究框架——以网络嵌入性为视角.技术经济，2012（5）
篇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中国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基于产业政策视角
吕明洁;陈瑜;曹莉萍【摘要】以国家层面发布的、与新能源产业创新相关性最强的408条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利用2007-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中从事新能源产品生产的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政策力度和政策连续性)对中国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保护政策力度和技术创新政策力度显著抑制了新能源企业的创新绩效,而产品创新政策力度显著激励了新能源企业的创新绩效;政策执行不连续会抑制新能源企业的创新绩效.最后提出了改进新能源产业创新政策体系的相关建议.【期刊名称】《技术经济》【年(卷),期】2016(035)001【总页数】8页(P43-50)【关键词】创新绩效;新能源产业;政策力度;政策连续性【作者】吕明洁;陈瑜;曹莉萍【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立信会计研究院,上海201620;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1620;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上海2000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2.4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了扶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一揽子政策措施。随后，各地相继提出了本地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热潮。然而，随着出台的政策越来越多，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却似乎不尽如人意(见图1)。而雾霾天气的出现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一方面环境污染加剧，另一方面新能源产业发展受挫，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政策体系是否合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国内外有关产业政策绩效的研究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第一，虽然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研究，探讨了科技创新政策的工具类别，描述了其在具体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应用[1-7]，但是未深入分析政策工具的影响机制[8-9]，对政策组合效应的探讨也略显欠缺。若创新是期望的结果，则创新政策——不管其属于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是实现创新的政策手段[10]。为了解决创新系统中的问题，创新政策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一个组合、一个系统[11]。据此，本文认为，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政策是各类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技术创新政策、金融创新政策、产品创新政策、创新人才政策和综合政策)的组合，其中不同类型的政策可能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它们的政策效应相互抵消，从而导致“一揽子”组合政策无效。第二，在新能源产业政策和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方面，目前关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较少。黄萃、苏竣和施丽萍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中央政府颁布的风能政策所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了计量和分析[12]。肖兴志和姜晓婧认为：对于需要在传统产业基础上通过技术融合而形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政府创新基金的投向重点应是传统转型企业；而对于通过技术跨越而形成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政府创新基金的投向重点应是研发投入较大的新生企业[13]。相比传统的
融资渠道，项目融资作为一种新型的、较为灵活的融资方式，不仅能更加有效地解决风电项目的资金需求问题，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投资者面临的风险[14]。第三，现有研究较少探讨新能源产业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及监管等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尤其是缺少相关实证研究。Jung和Tyner[15]利用收益成本法分析了现有政策对印度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有效性，发现光伏系统生产出比已入网的电更便宜的电的概率只有50%，因此现有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West、Bailey和Winter探讨了公众文化(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影响新能源产业的[16]。Chang和Li的研究表明，在东盟地区能源市场一体化显著提升了新能源使用率，且电价补贴比能源组合标准更为有效[17]。综上，国内外学者在新能源产业创新政策的测量和绩效评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18-19]，但是对政策连续性和创新政策的综合效应对政策绩效的影响缺乏研究。受数据限制，本文利用2007—2014年中国新能源企业的相关数据，对国家层面发布的、与新能源产业创新相关性最强的408条新能源产业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类别产业政策的力度和政策连续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期能为新能源产业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2.1因变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Patent)为因变量。本文选取新能源企业的当年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总数衡量其创新成果。尽管专利指标存在一些缺陷，如企业并非对所有创新成果都申请专利，但是它仍然比较接近创新商业化的应用，并能够客观地反映创新产出，因此仍是测量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合适指标，也是目前学者们用来表征企业创新能力的使用最广泛的指标。同时，考虑到创新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用滞后一期的企业专利申请总数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2.2自变量
1)产业政策力度(TP)。产业政策力度[20]可从政策类别和政策颁布部门级别两个维度衡量。本文借鉴彭纪生、仲为国和孙文祥[18]以及程华和钱芬芬[19]的研究，确定如表1所示的产业政策力度赋值标准。政策力度的计算公式如下：。式(1)中：i表示政策类别；t表示年份，t=1990，1991，…，2014；N表示第t年颁布的第i类政策的数目；j表示第t年颁布的第i类政策中的第j项政策；TPit表示第t年第i类政策的整体力度；Pij表示第i类政策中第j项联合颁布政策的力度。对于多个部门联合颁布的政策，本文以最高级别的发文部门为准进行政力度赋值。联合颁布政策力度的计算公式如下：。式(2)中：N表示第t年多部门联合颁布政策的数量；Bij表示第i类政策中第j项联合颁布政策涉及的机构数。一项政策只要没有被废除，就会一直对其后的技术创新主体产生影响。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当年颁布的新能源产业政策，而是截至某个时点仍在发挥作用的新能源产业政策的累积，因此需要对某一时点的政策力度值进行累加，其公式为。NTPit=NTPit-1+TPit。利用式(1)～式(3)，可计算第t年新能源产业的各类政策力度。在计算时，当某年某项政策被废止或被替代时，需要对政策力度值进行调整2)产业政策连续性(PC)。本文认为官员变更会引发政策的不稳定性[21]。借鉴前人[22-24]的研究成果，笔
者手动查找了2006—2014年间省(市)长(自治区主席)和省(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变更资料。若省(市)长(自治区主席)和省(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不变更或省(市)长(自治区主席)和省(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变更发生在当年的11月至12月，则本文认为政策连续性不受影响，则该变量值为1；若在当年的其他月份省(市)长(自治区主席)和省(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发生变更，则该变量值为0。2.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引入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企业年龄、区位优势、产权比例、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管理层持股比例和托宾Q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名称、定义及其代码见表1。2.4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本文通过对中国政府网以及科学技术部、海关总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门户网站上的政策条目进行搜索，共收集了1990—2014年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408条新能源产业政策。受数据限制，本文仅搜集了2007—2014年121家新能源企业的相关数据。有关企业特征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中，根据实际GDP与名义GDP得出的平减指数对资金量数据进行平减，对部分数据对数化处理。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查询系统，查询得到上述121家上市公司的新能源种类和所处产业链位置，具体分布如图2所示②②121家上市公司中的大部分公司涉及产业链的多个环节，部分企业涉及多种新能源，因此上市公司总数小于按产业链分类的企业总数和按新能源种类分类的企业总数。。具体而言：涉及光伏能源的样本共61家，其中20家样本位于光伏产业链上游，从事硅料、硅片等原材料的生产，26家样本位于光伏产业链中游，生产电池片、电池组件等产品，15
家样本位于光伏产业链下游，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和运营等；涉及风能的样本共47家，其中5家位于产业链上游，从事风机零部件的制造，21家位于产业链中游，从事风机制造，21家位于产业链下游，从事风电场运营等；涉及生物质能的样本共29家，其中9家位于产业链上游，从事原材料的生产，2家位于产业链中游，从事发电专用设备的制造，18家位于产业链下游，从事发电项目；涉及核能的样本共7家，其中5家是位于产业链中游的制造企业，2家是位于产业链下游的发电企业，没有位于产业链上游、从事核原料生产的企业；涉及地热、小水电等其他新能源的样本中，多数企业仍位于产业链中游，从事机械设备制造业，少数企业位于产业链下游，从事发电项目。2.5模型选择由于专利数是任意非负整数，是典型的计数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本文采用计数模型。目前计数模型主要有泊松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和零膨胀回归模型。其中，负二项回归模型与泊松回归模型类似，都是通过最大似然估计对计数变量的均值进行回归。泊松回归模型的应用条件为均值等于方差；负二项回归模型是泊松回归模型的一个扩充，其应用条件为方差远大于均值；零膨胀回归模型的应用条件是计数数据含有大量的“0”(个数至少超过一半)。本研究中121个样本公司的当年专利申请量的方差(49.27751)远大于均值(22.5212)；当年专利申请量为“0”的样本公司有30个，未超过样本总数的三分之一；同时本文分别采用Cameron、Trivedi和Wooldridge等提出的方法验证了所用数据确实具有过度离散性[2526]。基于上述数据特点，本文选择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检验。3.1自变量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表2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是基于全样本得到的，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是基于不同所有制样本组得到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是基于分区域样本组得到的。经检验，6个模型中仅模型5通过了豪斯曼检验，因
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其他模型均未通过豪斯曼检验，因此选用随机模型。从表2可以看出，所有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得较好。1)环境保护政策力度。在模型1～模型6中，环境保护政策力度的系数均为负值，且在5%的水平下统计显著，表明环境保护政策力度对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未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激励作用[27]。分析原因如下：第一，环境保护政策可细分为环境法治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而以上环境保护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方向存在显著差异，且均具有累积效应[4]；第二，新能源企业本身造成污染，如新能源企业直接外排产生的废水，未配置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等；第三，虽然环境保护政策力度较大，但是中国对环境污染的惩罚并不严厉，且新能源企业可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环保”噱头，导致新能源企业可通过寻租和减少环保支出来缩减其在防治污染方面的投入；第四，环境规制在集中度低、出口密集度低、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对本土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28]，而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大部分都销往国外，行业集中度不断上升、技术越来越成熟，因此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反而抑制了企业创新；第五，有研究表明，征收环境税时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效益与环境税率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29]，虽然中国暂未征收环境税，但是与环境税类似的排污费等的征收仅实施了11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执行时间上相差甚远，因此中国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效益与环境规制的力度仍可能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综上，环境保护政策显著抑制了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2)技术创新政策力度。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的系数在模型1(全样本)、模型2(国有企业样本)以及模型4(东部区域样本)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在以上样本组中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的系数在模型5(中部区域样本)中显著为正，表明该类政策对中部区域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中国大部分新能源企业的自主研发能
力低下，且中国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投资重点对象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这些制约了新能源技术转化的效率和能力[30]。而新能源企业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从事低端产品的生产，既浪费经济和环境资源，又冲击了市场的平均利润[6]，从而陷入“低技术陷阱”。另一方面，模型2(国有企业样本)中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的系数较大且显著为负，说明具有垄断色彩的中国国有企业在享有政策倾斜“特惠”的同时，却不愿承担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抑制了技术创新；而规模小、反应快、转向成本低、创新动力足的民营中小企业更适应于高新技术的发展[31]，因此导致本文样本中技术创新政策力度对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金融创新政策力度。金融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和中部区域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金融创新政策会促进这两类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有企业高效利用了财政给予的研发资金，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有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方面较其他类型的企业具有更大优势——尽管国有产权的加强会导致税收优惠政策绩效下降[32]。学者们就财政政策对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结果有争论，因此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越多未必越有利于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增加，它们超出或低于某一范围后，反而对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增加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3]。另外，财政补贴在弥补企业资金不足的同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企业本应用于研发的资金[33]，从而导致企业的创新绩效低下。也有学者[34]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金融政策(如直接拨款等)对产业创新无影响甚至反向影响，因此应利用市场手段鼓励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4)产品创新政策力度。产品创新政策力度的系数在模型1(全样本)、模型2(国有企业样本)以及模型4(东部区域样本)中显著为正，表明产品创新政策力度对全样本、国有企业样本以及东部区域样本中的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外部环境即企业所处产业环境的变化越激烈越有利于企业进行产品创新[35]，且不确定性高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提高[36]。东部
区域的新能源企业的吸收能力较强，吸收能力强有助于将新知识引入新产品开发过程，而知识创造能力在吸收能力与产品创新性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且知识创造能力对产品创新性有正向影响[37]，从而导致产品创新政策力度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5)创新人才政策力度。创新人才政策力度对民营新能源企业和中部区域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创新人才政策力度对这两类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受政策倾向性的影响，民营新能源企业对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远大于国有新能源企业，而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源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拉动作用相对明显。6)综合类政策力度。综合类政策力度的系数仅在模型5中显著为正，表明该类政策对中部区域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的颁布，虽然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是因过于宏观而难以对微观企业起到直接影响，从而导致该类政策对大部分样本的技术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7)政策不连续性。政策不连续显著抑制了全样本和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对其他类型或地区的企业有为负向影响但不显著。由此可见，政策执行连续性对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在地方政府换届年度，面对可能出现的政策调整，新能源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需要重新与新一届政府建立关系[23]；另一方面，新能源企业自身的污染治理效果会受到当地法制环境的影响，而地方政府的换届会打破旧的合谋关系，从而激励新能源企业治理污染[22]。3.2控制变量的影响从模型1～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知：除了模型4中滞后一期企业规模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区域的新能源企业更多靠技
术创新。此外，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资金优势就越强，这越有利于各种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发挥，而企业越有能力深入理解政府政策并加以合理利用，从而更易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更能充分利用优惠政策进行研发投资的合理布局，因此企业规模在其他样本组中显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所有权性质的系数在模型4和模型6中均显著为负，而在模型5中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区域和西部区域的国有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如民营新能源企业，中部区域国有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则强于民营新能源企业。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会通过更多的寻租活动获得更多资助，从而揭示了为何近年来新能源领域或更为广泛的能源领域腐败案件多发频发。在社会主义国家，承担了更多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帮助，具有明显的“预算软约束”特征[38]。另外，一个项目中的利益相关者越多，则技术的多样性就越小[39]，而国有企业中的利益相关者远多于民营企业。企业年龄的系数在模型1(全样本)、模型2(国有企业样本)以及模型5(中部区域样本)中显著为负，在模型6(西部区域样本)中显著为正，说明成立年限对大部分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成立年限越长，企业转型与创新就越难。区域优势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样本以及全样本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随着中国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所下降。政权集中有利于新技术获取相关政治资本[40]，而在发达地区市场的作用远大于政府的作用，这导致政府的R&D投入浪费。产权比率的系数在模型2(国有企业样本)和模型5(中部区域样本)中显著为负，说明产权比率越高，企业的偿债能力越低，从而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弱。净资产收益率仅对中部区域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越明显。另一方面，负债增加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上升、削减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投入，从而导致新能源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减弱——这也是其他样本组中净资产收益率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的可能原因之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系数仅在模型2(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为负，在其他模型中显著为正。有研究表明，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大会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从而促进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而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股东受政府的影响更大，且国有企业绩效低下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显著降低。衡量企业成长性的两个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托宾Q的系数要么不显著，要么显著为负。这一方面说明新能源企业在初始阶段要投入大量资金，且其盈利有一定滞后性，另一方面说明在新能源领域财政补贴无助于推动上市公司快速成长。本文以1990—2014年国家层面发布的、与新能源产业创新的相关性较强的408条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了产业政策力度和产业政策连续性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不同类型政策的力度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从而削弱了产业创新政策体系的整体作用；第二，政策不连续会显著降低政策效果，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整体来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政策有很多地方亟待改进。政策力度是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政策滞后性[41]。创新政策力度和创新政策发布时间都是影响产业创新的重要因素。据此，首先，应有效利用市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受阻的原因，一方面是技术创新能力低下，另一方面是低端产品供给过多而需求市场严重萎靡。由此可见，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受政策驱动：当市场有效时，政府要少介入；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以弥补市场不足，从而促使创新政策效力的提高。其次，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减弱对某类型企业的政策倾斜，优化资源配置。再次，保持新能源产业创新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从而提高其激励效应。产业政策是陆续披露的，机构投资者会利用获得信息的优势、
信息处理能力和其他投资者对过时信息的非理性反应来获利，从而导致国家真正要
扶持的企业得不到长期稳定的金融市场的资金支持，使得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
因此而打折扣[42]。最后，政策效果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要注意政策
发布的时间，提高其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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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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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内外部网络视角的创新绩效多因素影响模型与实证研究
一、文献回顾网络经济时代，创新模式从简单线性模式、交互作用模式向网络模式演化，要求企业从封闭式创新走向开放式创新，网络成为当代企业创新的重要环境特征。基于外部视角，如何建立、维持和扩展外部网络，合理、有效的利用关系网络成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Ahuia，2000)。企业网络能力因其能够处理企业间关系并有效获取那些创新关键资源而被认为是发展、建立和管理外部关系网络的重要能力，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Colesetal.，2003；Mlleretal.，2005；Ritteretal.，2004)。Hkansson(1987)首次提出企业网络能力概念，认为企业网络能力是企业改善其网络位置和处理某些单个关系的能力。随后学者陆续对企业网络能力做了理论研究(Mller,Halinen,1999,2005;Ritteretal.,2004;Sivadas,Dwyer,2000)。总体而言，企业网络能力是指企业通过发展、管理和运用外部网络关系，获取外部网络资源，并与合作伙伴共同解决问题的外部网络能力。然而，企业网络能力获取的资源还需要有效的内部网络吸收利用才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大量研究从组织内部视角证实，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对于企业创新同样十分重要(Tsai&Ghoshal，1998)。企业内部网络的沟通能够建立部门间信任，提供互相学习和跨部门合作的机会(Tsai，2001)，促进新知识的产生(Kogut&Zander,1992;Tsai&Ghos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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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加快与产品创新相关的信息整合(Shermanetal.,2005)，节约创新成本并减少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Colesetal.,2003)。因此，本文认为内部网络能够有效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采用内部网络效度这一概念刻画企业内部网络的有效性，从而考察内部网络是否对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内部网络效度是指企业内部主体间沟通交流，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的一系列行为和关系的有效性，包括部门内和跨部门间互动沟通的频率、企业愿景和文化的一致性及内部资源的共享程度。
此外，不同的合作治理方式也能有效影响企业绩效的发展(Luo,2002;YikuanLeeetal.,2006)。合作治理方式是指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治理类型，可分为：契约治理方式和关系治理方式(Roath,2002;YikuanLeeetal.,2006)。契约治理方式(Contractual-based)是一种基于市场契约的正式合作方式，它强调使用高强制性的、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协议或合同进行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治理。关系治理方式(Relational-based)是企业间基于彼此诚信和信任的非正式合作方式。多数学者认为这两种合作治理方式都能影响企业绩效(Poppo,Zenger,2002;YikuanLeeetal.,2006)，但需指出的是这两种治理方式各有缺陷，契约治理经常受到有限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代价高昂，也不利于企业间隐性知识的转移；关系治理更多依赖于企业的诚信和道德约束，存在很大信任风险。基于各自的优势和缺陷，这两种方式在企业合作过程中往往是并存的，而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种。
然而，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往往都只分析了企业外部网络能力或者企业内部网络的沟通交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这种单一视角的研究限制了我们对于外部网络能力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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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部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解，尽管已有学者提出需要同时分析企业内外部网络互动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二是尽管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企业间合作关系治理方式(包括基于市场契约的正式治理和基于信任关系的非正式治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但除了这种直接的影响之外，合作关系治理方式还会对企业从外部网络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以及能否与合作伙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它对企业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值得探讨和检验(YikuanLeeetal.,2006)，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也十分少见。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规制还不完善，创新资源并不丰富，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外部网络对企业创新资源的获取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而企业间的合作治理方式对于着重关系文化的中国企业更是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因此，从企业内部与外部网络互动的视角以及引入合作关系治理方式来探讨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机制，对提高我国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创新绩效，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假设1.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关系发展和利用较活跃的中国，外部网络对企业创新及绩效的作用凸显，这要求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企业网络能力来对外部网络进行有效管理。一方面，企业网络能力是一种整体战略能力，能够提高焦点企业对整个外部网络环境的认识和理解(Holmen&Pedersen，2003)，掌握外部网络的发展过程及演化趋势，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感知环境中的战略机会，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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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度上制定与实施创新战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网络能力是一种关系能力，可以利用个体和组织等多层面的关系获取外部资源，增加企业创新成功几率。一是企业网络能力能够利用“外交个体”收集潜在合作伙伴的信息，构建更广范围的外部网络，识别更多外部网络关系；二是企业网络能力利用个体层面的关系可以发现外部网络中有价值的创新机会和活动；三是企业网络能力可以通过这些“关系推动者”有效巩固和优化企业二元及多元合作关系，确保合作活动顺利进行，并在合作过程中获取合作经验和重要市场信息，促进价值资源跨企业流动和转移(Hitt,Ireland,2002;Brassetal.,2004)。在组织层面上，企业网络能力能够增强企业组织学习能力，通过外部网络学习其他企业的创新实践经验(Biemans,1991;Erickson&Jacoby,2003)，为提高创新绩效奠定基础；企业可以充分地利用网络能力寻找更好的技术源或供应与销售渠道，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Bougrain,F.&Haudeville,B.,2002)；网络能力帮助企业评估不同外部关系的重要性及其未来价值，动员和协调其他行动者的资源和能力，满足协同创新要求，达到改善创新工艺和流程的目的(RitterT.,2000)。因此，本文提出：
H1：企业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正相关。2.内部网络效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组织学习和吸收能力方面的文献认为创新绩效的提高不仅依赖于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直接接触，还依赖于组织内部跨部门和部门内的知识转移(Cohen,Levinthal,1990)。在企业内复杂多部门组织中，部门可以通过内部网络连接发现新机会并获得新知识(Hansen,1999)，有效的内部网络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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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和知识的扩散提供渠道(Tsai，2001)，提高知识转移和交换速度(Nahapietetal.,1998；Podolny,1998)，影响企业创新的产生和传播(Ghoshaletal.,1995;Powell,Ghoshal,1996)。而且高效的内部网络利于在内部形成共同目标和利益，指明企业内部行动的总体方向，将“好的想法”转化为创新行为，提高创新成功几率。此外，高的内部网络效度还能够提高资源的内部交换和共享程度，增加单个主体的知识存量，促进已有知识的重组和新知识的产生，已有的企业知识观方面的研究表明组织内部的社会网络有利于在企业内创造新知识(Kogut&Zander，1992；Tsai，2000)，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
H2：内部网络效度与创新绩效正相关。然而，企业通过外部网络能力获得的资源，尤其是那些与产品和过程创新相关的信息，大部分为其他企业所特有，很难与企业现有行为模式或已积累的知识很好融合(Cohen&Levinthal,1990)。而且关键资源或技术诀窍越来越倾向于以隐性知识方式在企业内部转移传播，它的嵌入性和“粘滞性”使其难以在企业内部有效共享，降低组织内知识创新效率。这就需要有效的内部网络来对这些知识进行解码和重新编码，解释成企业可以理解和应用的知识，促进外部资源转化为企业创新资源，增强组织部门创新能力(Kogut&Zander,1992;Tasi&Ghoshal,1998;Tasi,2001)。而且，高效度的内部网络可以协调不同部门的关注点，提高学习质量，增强整个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外部机会意识能力，推动企业成为外部网络中其他主体的合作伙伴，引导更多合作创新行为。即使在资源整合能力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提高单个成员的知识创新能力，产生累积创新(Incre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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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Ritter&Gemünden(2003)强调内部沟通整合机制应该作为企业网络能力
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内部和外部网络应该同时被视为新产品合作开发的核心因素(Colesetal.,2003)，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不是两个独立的过程，而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过程，必须放在一起进行分析。Tasi(2001)认为外部知识获取和内部学习能力对部门的创新和绩效都很重要。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有效的新产品发展战略依赖于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间的良好沟通(LisaHarrisetal.,2000)。可见，组织同时建立广泛、有效的内部网络和外部关系网络，可以加强组织内个体主动发现外部知识的能力(Cohen，Levinthal，1990)，促进外部资源的内部消化、吸收和共享。如果组织没有高的内部网络效度，即使拥有强大的外部网络能力，也难以形成对外部价值资源的一致看法，达成对创新的共识，对企业创新的扩散也会产生负面影响(Brown&Eisenhardt，1995)。由此可以看出，内部网络效度对外部资源获取及资源的吸收与转化具有重要作用，它对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目前，这一效应还没有得到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提出：
H3：内部网络效度调节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内部网络效度越高，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3.合作治理方式的调节作用由前面对合作治理方式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不同学者认为两种治理方式对企业绩效及风险承担的影响不同，而且多数学者都承认两种治理方式均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然而Luo(2002)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虽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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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治理方式均对绩效产生主要影响，但契约治理方式对绩效的重要性是不断下降的，而关系治理却保持对绩效线性的和显著的作用。YikuanLeeetal.(2006)的研究也认为，关系治理方式相对于契约治理方式，对企业联盟绩效的作用更显著。
因此，本文认为对深处关系文化的中国企业，两种治理方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在企业间关系建立初期，由于彼此不了解，合作存在较大风险，合作治理方式大都采用具有强制性意义的契约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证合作顺利进行，为资源无障碍流转和共享提供法律保障，短期内影响企业网络能力的作用发挥。但受儒家文化和中庸思想的影响，关系追求和谐。随着企业间合作信任加深，企业也逐渐“随和”，许多共同行为或规范开始转变为默认的潜规则，不再以书面形式呈现，合作治理方式也逐渐从高强制性的契约方式向高柔和性的关系治理方式过渡。因此，在后期合作中，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关系治理方式，这种方式既符合中国企业处理企业间关系的思维模式，也易于被合作双方接受，利于企业合作关系的发展。因此，关系治理方式能够影响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发展，更大程度影响外部资源的获取，进而调节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发挥。而且，中国多数私营业主认为，企业间发生纠纷时，多数不是通过诉诸法律就能有效解决的，有时候需要为了和谐而和谐，采用关系治理方式维持企业间的良好关系，获取知识溢出效应，最大限度发挥企业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面影响。因此，本文提出：
H4：合作治理方式影响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作用的发挥。在关系治理方式下，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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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见图1)。
图1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三、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与样本结构本研究主要使用滚雪球抽样法和立意抽样法的方式，选取企业高层及中层管理人员进行数据收集。采取了以下3种途径来收集数据。一是在企业的商品展销会上集中发放和收集问卷；二是在不同地区的几所大学MBA班中集中发放问卷；三是通过本项目课题组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滚雪球”的方式收集问卷。问卷调查按照相同的指导和严格的测试程序统一发放和回收，时间自2008年1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09年10月结束，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00多份。为了尽可能减少同源误差的影响，本文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从程序控制上，本文尽可能使用清晰的用语及反向语句进行变量测量，并使用匿名填写方式。二是我们选取了同一公司有两名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作为样本企业，该企业的测评数据取两份问卷的简单平均值，有效样本总共242份。表1根据企业成立时间、行业分布、从业人数、2008年销售情况及地区分布等给出样本的基本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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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测量①本文在Moller&Halinen(1999)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开发了企业网络能力的测度量表(任胜钢，孙丽苹，2010)，包括网络愿景能力、网络构建能力、关系管理能力和关系组合管理能力四个维度。该问卷共包含19道题目，其中网络愿景能力4道题目，网络构建能力6道题目，关系管理能力4道题目，关系组合管理能力5道题目。量表的信度、效度较好，如表2所示。②内部网络效度主要借鉴Nahapiet，Ghoshal(1998)和Tsai，Ghoshal(1998)及其测度量表，将内部网络效度划分为三个维度：部门互动频率、共同愿景水平和资源共享程度。问卷共设计13个测量项目，其中部门互动有效性5个条目，共同愿景水平4个条目，资源共享程度4个条目。量表的信度、效度较好，如表2所示。③合作治理方式主要参考DannyPimentelClaroetal.(2003)、HenriC.Dekker(2008)以及YikuanLeeetal.(2006)的文献。问卷共设计4个测量条目，量表的信度、效度较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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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所示。④创新绩效的量表是在Gemünden(1996)和Ritter(2003)成熟量表基础上进行适度调整，共设计6个条目进行测量。量表的信度、效度较好，如表2所示。⑤本文共选取企业所在地区、年龄、行业和规模四个控制变量。地区根据问卷反馈划分为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分别赋值1、2、3、4)。企业年龄根据成立时间区分，成立时间越长对应数值越大，1代表5年以下，2代表5-10年，3代表10-15年，4代表15年以上。行业分为农业、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分别赋值1、2、3、4。企业规模按照我国[2003]143号文件《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并结合所在行业，根据反馈问卷中企业从业人数和2008年销售收入来判定，将企业规模划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两类，设置成哑变量，分别赋值0、1。
3.分析方法为验证前面所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层级回归分析方法。为避免加入交互项后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按照通常做法，将主要研究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计算交互项代入回归方程中。由于在回归检验过程中发现控制变量中的企业规模作用显著，因此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企业规模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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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与结果表3给出了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相关系数矩阵及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数据表明，企业网络能力和内部网络效度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I＜和(P＜。运用对整个量表进行验证性分析，各项拟合度指标如下：/Df=，GFI=，CFI=，IFI=，P=，RMSEA=。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整个量表的结构效度得到验证。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层级回归分析，步骤如表4的模型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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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的回归分析结果部分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网络能力和内部网络效度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P＜；β=，P＜；内部网络效度对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β，P＜。因此，假设1、2和3得到验证，即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正相关，内部网络效度与创新绩效正相关，内部网络效度对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调节表现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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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内部网络效度的调节作用图2显示了企业网络能力和内部网络效度对创新绩效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具有高内部网络效度的企业拥有高水平的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网络能力的增加，企业创新绩效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低内部网络效度情况下，企业拥有较低水平的创新绩效，而且随企业网络能力增加，创新绩效上升趋势明显减缓。合作治理方式对两者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P＞，故假设4没有得到实证支持。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法律和制度建设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合作伙伴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基于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风险，企业更倾向于同具有人际信任关系的企业合作，这使得正式契约的市场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大大降低；然而，基于关系的柔和治理方式虽然对提高创新绩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中国社会的信任度还较低，企业间诚信机制普遍缺失，因此基于信任的合作方式还没能发挥应有的长期和灵活效应，这种方式还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部网络资源的吸收利用，从而进一步提高创新绩效。回归检验结果还显示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β=，P＜。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对样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大型企业拥有高水平的企业网络能力但内部网络效度相对较低；而中小型企业倾向于拥有较高的内部网络效度但企业网络能力明显低于大型企业。表明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的显著影响来源于网络能力和内部网络效度的差异，大型企业拥有高水平的网络能力，能够快速获取外部资源，虽然内部网络效度偏低，但与中小型企业相比，由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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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明显大于内部网络效度(见表4，β=；β=，仍能显著提高创新绩效；中小型企业拥有较高的内部网络效度，但从外部获取的资源有限。
五、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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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结论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网络能力、内部网络效度均对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直接影响，内部网络效度对企业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没有证实合作治理方式对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这说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间社会的信任度还较低，诚信机制也有待完善，这种高柔性的关系治理方式还没有发挥出它在隐性知识、技术诀窍转移与共享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企业通过外部知识和资源的获取来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不具有正面的调节效应。这表明，我国目前还需要大力加强市场机制和诚信机制的共同建设，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契约在合作中的监督作用；二是重视基于信任的关系治理方式在合作中的长期效应，发挥其扩展企业外部关系网络、跨企业间知识转移和学习复杂和缄默技术诀窍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创新绩效。单因素方差分析证明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该影响来源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网络能力与内部网络效度方面的差异，这也为企业规模对创新影响的悖论给出另一角度的解释。企业规模对企业内、外部网络的作用不同，大型企业拥有较强的企业网络能力，能够快速获取外部价值资源，发展外部关系网络，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然而，大型企业的内部网络效度不高，不能有效消化、吸收从外部获得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创新起了反向作用。中小型企业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网络限制，但由于企业规模不大，相比大型企业而言，层级不多，部门设置不复杂，企业内部网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比较容易，因此，内部网络效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小企业的外部网络能力弱势。因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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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企业由于拥有不对称水平的外部网络能力和内部网络效度，使得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作用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
2.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1)本文的理论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更深层次的挖掘了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内部网络效度的调节效应检验更系统地解释了为什么内外网络的互动对促进企业创新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从合作治理方式探讨了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发现了它的作用机理在目前的中国与西方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有助于启发东西方制度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索我国制度文化的变革如何塑造外部创新环境和合作机制来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三是引入了企业规模的控制变量来验证多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对控制变量搅动作用忽视，并发现了企业规模对网络能力、内部网络效度影响上的显著差异性，从新的视角解释了企业规模对创新影响的悖论。(2)本文对企业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是在网络经济时代，外部网络资源的获取成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来源，因此，企业应该建立和拓展网络关系以提高资源获取能力，并将网络能力作为企业今后高度重视和大力建设的重点。二是网络能力的提高、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还依赖于企业自身内部网络的建设，这需要企业一方面重视部门内部及部门间的正式与非正式交流互动，增加互动频率、提高互动有效性，例如：促进员工非正式的聚会活动，培养员工间及部门间相互信任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或规范，推动企业内部共同目标和责任的形成，让组织内部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形成共同愿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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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知识分享的心理防范，创建和谐的沟通交流环境。外部的网络资源只有通过有效的内部网络，才能更好地将隐性知识、技术诀窍转移到企业内部，最终被企业吸收和利用，从而提高创新绩效。三是不同规模的企业要有针对性的发展自己的能力。中小型企业较大型企业而言，外部网络能力较弱，因此可以通过中小企业集群的方式，扩展外部联系主体和网络规模，提升获取网络资源的能力，促进创新。而大型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复杂，内部网络效度相对较低，因此应该高度重视企业内部网络建设，有效协调不同业务部门间的关系和行为，充分实现资源的内部共享。从政府的视角而言，我国在转型经济的发展期间，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信用制度的缺失都是制约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这要求我们加强法制建设，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经营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尽管本文采取了一些方法来避免同源误差，但仍然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测量工具大多都是在西方组织背景中发展得来的(除了网络能力)，更佳的选择应是选用本土测量工具，使之更加贴近中国本土实际。二是本文是运用单时间获得的数据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而企业内、外部网络均具有动态性，今后的研究还可通过时间序列设计进一步验证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三是本文由于样本的数量限制，没有对控制变量(行业类型等)进行深入细分，也没有探究行业特征对网络能力、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这也制约了本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今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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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企业创新力不足影响因素
摘要：创新力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企业必须加强创
新能力的培养。总结我国企业创新力不足，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关键
词：企业创新力；影响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后，我国的企业飞速发展，目前初步具备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条件和动力。但
是，在激烈的内外竞争环境下，我国企业又直面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机遇。与有
竞争力的国际大企业相比较，我国的企业，特别在以培养核心竞争力为主的企
业创新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劣势。
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
现状
为了摆脱在低端市场的微利窘境，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我国多数企业已经意识到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它们都纷
纷完善制度，立足于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展开创新竞赛。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实
践，我国的一些企业已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使我国多项技术
水平居世界前沿。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开发项目中，企业参与完成的项目
占72.5%，其中企业独立完成项目占21.1%，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完成项
目占51.4%。近年来，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占到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20%以上，
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其市场销售额达560亿元。数字化产品以及
信息家电等新一代产品正在快速发展。计算机、移动通信、软件、集成电路、
网络产品、数字化终端产品成为新的发展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科
技投入不断增加，2001年全国研究与开发R&D投入为977.9亿元，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1.0%以上。而在199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5.34亿元和0.68%。20
世纪90年代后，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猛增，高科技人才辈出，2001年我国
科技人员增致136.8万人。2004年，中国企业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
WIPO）递交专利权申请增到1,782件，比前一年增长38%，17。总体上看，我
国企业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有些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最新公布的经济
普查公报显示，2004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仅有11.9%开展科技活动，大中型企
业开展科技活动的只有38.4%，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只占其销售收入的
0.71%，我国企业研发经费人均支出仅为美国的1.2%，日本的1.1%。到2003年
底，我国大中型企业71%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2/3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开发
活动，使我国企业的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能力薄弱，决大多数企业只能从事技
术含量低、附加值底的产品生产，大量的科技人才集中与科研院所和大学校园
内，由于工资与激励的扭曲，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评职称、发论文和获
奖励等方面，而不是专注于研究发明，即使他们从事研发工作，也主要在基础
理论研究，而与企业和市场严重脱节。由此而知，我国企业的创新的能力有待
于进一步加强。
二、我国企业创新力不强的主要原因
（一）企业的R&D投入不足虽然，企业研发费用逐年增加，但我国企业尤
其是国有企业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成为R&D投资主体，有些企
业过分迷信外国产品和技术，以购买替代创新。企业为实现发展壮大，主要通
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没有采用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创新方式。国际企业界普遍
认为，研发费用达到销售收入的5%以上，企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够维持，不
足1%的企业难以生存。1997年IBM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支出高达48.68亿美
元，占总营业额的6.2%。而相应的国内电子产品企业在R&D方面的平均投入不
到销售额的1%，二者研发投入差距相差太大。我国企业研发经费不足已成公认
事实，没有足够的资金，难以支持企业的创新力取得大的发展。
（二）企业创新意识不强我国许多企业普遍产权不明晰，不能适应不断变
化的环境需要。企业经营管理中，随波逐流的现象较为普遍，追求短期利益驱
动倾向，助长了企业的投机行为。许多行业如：中国汽车、电子行业、软件、
集成电路、彩电、移动通信等主要产品领域均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从材料、元
器件、专用设备到产品关键部件都严重依赖国外进口，2000年集成电路进口
200亿块左右，约占国内需求的90%。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总的来说
不多，限制了其培育创新力的热情。另外，管理人员尤其高层管理人员缺乏国
际企业的管理理论与经验，对创新风险和收益估计不足，没有较强创新意识，
不能在企业内部建立有利于创新力培养的文化。
（三）企业缺乏创
新型人才据统计，我国科技人员仅及美国的1/15、日本的1/60,企业中的
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2.8%,而日本却高达30%。目前我国70%的科研力量游
离于企业之外，存在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科技人才与企业的脱离严重阻碍了
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更严重的是，当前国际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我国市
场，开始从中国企业中挖掘人才，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完善其人力资
源开发与管理机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企业的领导和员工素质普遍
偏低，合格管理创新人才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观念陈旧；缺乏进取意识和
创新精神；知识老化；文化素质较差；人才流动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完善。
华斌等：我国企业创新力不足的影响因素分析（四）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我
国工业企业普遍技术设备落后,重点企业关键设备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的仅占
15%。设备的落后致使我国企业缺乏技术进步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和实
力。不论从资金、人员等投入因素，还是专利产出情况来看，我国工业企业的
技术开发能力都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01的公布数据，
1997－2001年，我国企业在国外申请专利合计为1,949件，而同期外国企业
在华专利申请数合计为90,686件。必须注意的是，虽然我国企业申请专利数
逐年增加，但我国工业企业批准的专利主要为外观设计，在获得批准的专利
中，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比例为0.09:3:7，而且其发展趋势
为，发明专利比例逐年下降，实用新型专利不断下滑，外观设计专利却逐年增
加。此外从企业外部的宏观层面来看：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市场环境不
规范、风险投资渠道不畅、科研机构和企业相脱节，技术创新资源的不合理配
置以及中介机构不能提供给企业创新力培养的很好服务等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制
约我国企业创新力不足的原因。
三、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因素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们对创新理论及实践研究的
不断深入，有关学者就开始对创新成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将这些
影响因素称为创新要素或动因。Rothwell(1992)从项目和企业层面出发，通过
实证分析，总结出4个决定企业创新成败的因素，其中包括：鼓励创新的文
化；项目间的沟通；强烈的市场导向；组织的灵活性等等。高建等(1996)通过
对我国1,051家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调查分析后指出，影响我国企业创新成败
的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高层领导的支持、研发
部门、营销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合作、技术带头人的能力、合理的体制等。而外
部因素则包括：得到消费者或供应者的合作与支持、政府的支持、与研究机构
的合作、与大学的合作、获得咨询服务以及与其他公司的合作等。此外方新
(1998)等学者也结合我国企业的具体情况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外因素做了有益
地分析，总结以上学者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影响企业创新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本文结合创新的内涵与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诠释影响我国企业创新的主要
因素：
（一）信息影响因素用户是决定企业创新力形成的根
本，企业的利润来自用户对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认可。因此，如何捕捉用户
信息、了解并满足或超过用户所需便成为创新追求的目标。企业提供新产品的
过程中，其研究开发一般要耗费很高的成本，但是精确地了解用户所需却并不
容易，因为用户掌握着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信息（顾客所需）和企业掌握着解
决方案的信息（如何满足用户需求传统）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其需求通常是非
常复杂、微妙，快速变化的，企业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用户需求信息。为了
减少企业研发成本，可以小范围地挑选用户使用创新样品，使其在使用中获得
对产品的某种需求，企业对所获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改进产品，经过若干次
的循环改进，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因此，产品开发过程是一个反复试验的过
程。用户成为信息源可以缓解上面提到的矛盾，减少试验成本，使用户与企业
之间达到双赢。此外，企业必须关注内外环境变化，综合收集有用信息，从这
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创新能力，实际上是依附于以用户为主的信息收集能力。
当然，企业还要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提炼整理有效信息。同时，相关服务
部门能否为企业及时提供各种创新信息，对企业的创新提升也有重要影响。因
此，与用户的沟通和信息交流能力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桥梁。（二）知
识影响因素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企业的知识积累
是一个动态性和途径依赖性相结合的过程。Galunic&Rodan(2002)认为一件熟练
完成的事情要依赖于这些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变量，如完成者身体的各个方面，
以及空气压力、光照、地心引力等情况。因此，知识的专用性与特定环境密切
相关，对企业创新有很大影响。企业知识资源指的是为指导组织行为的资源的
利用原则、技巧和流程。企业的知识资源与有形资源互补性相结合，通过整合
作用把企业各部门组织起来，形成可执行生产性创新任务。根据阿罗建立的
“干中学”模型，他认为，边干边学是经验的产品，经验具有递增的生产力，
随着经验的积累，单位产品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所以，扩大资本投入的同
时，知识水平也随之变化，企业就有可能实现递增的收益。知识尤其是默会知
识根值与企业的环境和文化内，部门间合作和信任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知识资源通过工作设计、工作轮换，使其在企业内实现有效地转移和积累，并
在各部门之间准确传递，企业也就最大程度地获取创新所需的各种知识，大大
加快了企业的创新的速率，反之又使整个企业的知识积累增强，增强成员间相
互学习的机会，促进了信息的循环和反馈，加快了技术转移、扩散的速度，为
持续创新注入新的动力，使企业创新水平形成一个极强的正反馈过程。因此，
知识能力是形成和提高企业创新力的关键。
（三）组织影响因素
企业的组织因素包括：企业成员素质、企业文化、决策等。在整个创新过程
中，企业家是创新主体的核心，其自身创新意识、营造创新氛围、决策和监督
创新过程对创新成功与否具有很大影响。工程技术人员是技术创新中技术机会
的重要发现者，也是新技术知识在企业内扩散的传播者，技术工人保证了按照
新生产系统的要求形成新的综合生产力，并不断提出和实施各种创新改进，他
们是创新过程的执行者，营销人员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迅速捕捉市场信息，
他们是创新市场机会的发现者，在整个创新过程中，企业的组织不断完善，保
证成员各尽其职，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和谐气氛以及充分发挥个人创新积极性的
平等竟争环境对创新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创新活动在评价上较为模糊，
对创造性劳动的准确评价计量较为困难。因此对创新人员的奖励不能偏废，不
能只注重对后期人员奖励而相对忽视对前期人员奖励，只有建立合理的评价创
新绩效，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成员的创新积极性。企业创新由领导层最终决策，
但影响领导层作出最终决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企业发展
战略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从整体上决定了一定时期内企业的发展
愿景，以及为制订企业的创新战略提供了指导和依据；二是企业创新决策机
制，从组织学上看，创新决策机制与不同的组织结构特征间有强相关性，而柔
性和灵活性组织比机械性组织结构更能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为了提高
企业的创新力，最根本的是不断改善企业内部组织环境和创新激励制度，提高
成员的素质，同时在掌握充分信息量的基础上形成合理创新决策。因此，组织
结构是形成和提高企业创新力的保障。
（四）技术影响因素技
术是企业创新的根本手段，创新的过程主要是技术变化及其实现的过程。技术
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整体技术水平、技术结构。企业整体技术水平
包括物化技术和组织管理技术，其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的全过程：企业快速的信
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使企业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创新机会；较高R&D水平，保证
企业能较低层次，较高层次上自我创新；广泛而灵活的销售网络为新产品的成
功上市奠定坚实基础。合理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力量配置，使企业的创新力得到
充分发挥。创新的技术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创新活动技术构成，创新既
要有主要技术对象，同时也需要相关辅助技术的改进配合，才能在短时间内取
得满意的效果。第二，创新活动技术力量配备。创新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概念，
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引起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变动，并由此决定了企业有关经济
因素对创新力的形成和影响。企业创新投入资金不论是贷款还是自筹，可供投
入资源增量和可调整利用资源存量等经济实力都直接决定创新规模强度，而创
新规模强度又对创新决策优化与实现效益有直接影响。因此必须挑选各方面的
精干人员参加，通过严格分工协作，形成强有力的创新班子。总之，企业整体
技术水平、技术结构都直接影响到企业创新能力。只有充分挖掘和不断提高企
业技术潜力，通过合理的技术结构，发挥各方面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才能为企
业创新力的提高提供技术保障。因此，技术状况是企业创新力形成和发展的平
台。
（五）外部环境与制度影响因素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
胞，其一切活动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同样，企业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创
新能力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联系最密切，其成功和外部环境密切关
联。企业的外部条件包括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市场与法制环境、教育培训环
境、情报信息与服务环境，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环境企业的产权结构、经
营制度、要素配置、利益分配等。同一制度模式下，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
同决策者所执行的政策体系可能会相差很大，对于企业创新来说，制度环境不
仅规定了要素运动原则，更重要的是决定了具体的运动方式。利益分配政策决
定了企业与国家、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创新效益分配方式和具体分配数额比例，
是切实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切身物质利益的根本政策。利益分配政策直接制约着
企业创新系统的主体——人的行为。设立专门的风险投资机构、对高新技术项
目投资给予优惠、国家财政拨款筹建新技术开发园、对风险性企业给予税收优
惠等，都为企业创新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以促进创新成果扩散和产业化。是
否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企业在同等创新条件下是否享受同等的政策待遇、
是否有公平的技术知识产权与贸易保护法律体系，也极大左右企业创新热情和
创新能力。因此，外部环境与制度是提高企业创新力的孵化器。
（六）教育培训和国家创新影响因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
发展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就是对技术研究与开发的人
才需求快速增长。8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大量传统产
业技术和资本涌入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设备，
如何消化吸收这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是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问
题。在这方面，多数国家都经受着研究与开发人才不足的困扰。中国正在进行
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面向市场的自主创新，一方面许多企业
存在着大量人才积压，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研究与开发人才严重不
足，影响了企业创新进程。一个国家的全民教育水平高低，决定了企业就业人
员文化技术素质水平，而人员的知识能力是企业创新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教育
培训可以保证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的出现，同样对于国家创新系统来说，基础
研究与应用研究是重要的要素，它主要为企业提供最新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信
息，接受企业委托，帮助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等。因此，教育培训和国家创新
水平是提高企业创新力的强大后盾。总之，企业的创新力形成和提高不仅
是一个在企业内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从企业外部吸收信息
和知识的过程。除了企业的内部因素外，企业的外部因素也是创新成功与否的
重要原因。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企业获取相关信息、资金和知识
等资源的能力，影响着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在创新力的培养和提高的
过程中必须关注其影响因素，通过建立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内外关系网络以获
取所需的各种资源，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
参
考文献：［1］李建明,张永伟.中国大企业培育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基于中
外企业500强的差距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09).［2］吴友军.
对我国IT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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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篇七：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郭玉明
【期刊名称】《河北工业大学学报》【年(卷),期】2014(043)001【摘要】首先对企业创新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从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两个角度进行深入探析,并以河北省272个创新型企业数据为样本,运用Lisrel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结论认为创新资源、创新意愿、企业文化、网络能力、政策法规和产业基础等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显著.【总页数】6页(P101-106)【作者】郭玉明【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天津3004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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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张海波2011基于知识管理的阶段性认为在管理知识的全过程知识的取得整合和更新是知识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并通过构建知识库知识地图等方法来加强企业的知识管理有效地达到知识的贡献和充分利用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与展望3400字
摘要：科技飞速发展，技术创新绩效在企业创新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要想提升它，关键就是找到对它影响最深的因素。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将重要的影响因素分成三方面，依次分析了企业网络、知识和社会资本对它的影响，然后评价相关研究并对今后研究趋向进行了适当展望，以期对提升企业创新有所帮助。
关键词：技术创新绩效；企业网络；企业知识；企业社会资本随着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技术创新绩效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的法宝之一。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在影响它的众多因素中，企业网络、知识和社会资本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而目前，现有的国内外对于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弱，也比较零碎，没有形成系统化。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从企业网络、企业知识和企业社会资本这主要的三方面进行总结，从而能够准确把握该领域的未来研究趋势和方向。一、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在当今世界，网络发展，知识变更，资源配置，时刻影响着技术创新绩效。本文将从以下企业网络、知识、社会资本这三方面进行详细的述评。1.企业网络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随着网络快速发展，应用愈加广泛，网络在技术更新中的作用至关重要Hagedoorn（2006）Dittrich和Duysters，（2007）。郑海涛（2011）基于集群企业，研究出了企业网络的整体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是正向影响，但是在某些较小的企业中，没有这样的关系。还证实了企业网络强度、密度、中心度和成员间的互惠程度这四个网络特性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明显的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网络成员的非重复程度则是直接的负相关的作用。张霞蓉（2012）以广东省民营科技型和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小规模企业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整合能力较弱，网络互惠程度对绩效没有直接的关系。嵇登科（2006）和钱锡红（2010）认为，在完全不考虑网络各个维度和知识资源吸收能力之间的影响下，网络规模、网络位置会大大有利于它的提升。总之，网络整体结构对技术创新有明显地促进作用，但网络结构特征的某些方面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到企业规模的限制；要想更快提升它，网络规模和网络位置等也是不可轻视的因素。2.企业知识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知识基础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角色甚是复杂的，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专门化、多样化和整合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Malerba，Orsenigo，1993）。如果企业知识基础的深度和广度不一样，那么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会有所不同（Brusoni，2003）。中国的刘岩（2011，2012，2014）等以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为证，虽然有力地证实知识基础的深度、分解性均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出明确的倒U型的关系，但没有探究出知识网络中心性与它的关系，这需要学者的进一步的研究。与此同时，一些学者Nonaka和Takeuchi（1995）等认为，知识中的隐性知识是一个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王天力（2013）从企业的整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出发，认为隐性知识的获取，能够延伸企业的技术的深度、宽度和广度，启迪出新的想法，增强企业新产品研发的技能，实现企业技术更新，从而有效提高技术创新绩效。而朱洪波（2015）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详细地探索出隐性知识获取的两个维度：认
知型和技能型，均与创新绩效是促进作用，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关系。由此可见，在这一分支的学者，认为企业隐性知识对技术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但是具体的关系还未证实，是完全正相关，还是倒U性关系，这需要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另外一些学者Rodcoombs和chhardHully（2002）等阐明了企业知识中的知识管理对技术创新影响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张海波（2011）基于知识管理的阶段性，认为在管理知识的全过程，知识的取得、整合和更新是知识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并通过构建知识库、知识地图等方法来加强企业的知识管理，有效地达到知识的贡献和充分利用，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而徐巧铃（2013）以知识管理能力的视角出发，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时，证实了知识管理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是正向的影响。可以看出，知识管理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促进作用。
3.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Mazzantiet.al.（2005）认为只要企业研发创新，无论什么时候，社会资本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郑海涛（2011）认为在集群中，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获取各种创新所需的资源，还有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动。吴晓路（2011）通过161份的问卷调查，以知识创造充当中介作用，从外部资本的认知维、关系维、结构维证实了这三者都与技术创新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但是与结构维相比，剩余两个纬度对它的正向关系比较弱。沈晓丽（2012）等证实了外部社会资本对它有正相关的影响。尽管一些学者探究出了外部社会资本对它是正向的促进作用，然而社会资本中的内部部分对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舒丽涛（2012）以通信设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除了清晰地阐述了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内涵，还发现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均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是正向的关系。但是两者通过不同的中介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主要是以各个方面的获取为中介，而内部社会资本则是通过共享。关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对它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两者的关系并不特别清楚，还需要学者继续探讨。4.其它因素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除了上述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技术创新绩效外，环境规制、市场政府导向、战略等对其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在环境规制方面，殷宝庆（2013）认为，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公众舆论压力、加大规制的力度等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激励的作用。在市场和政府导向方面，郭净等（2014）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证实了市场和政府导向都对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直接正向的关系，若二者交叉作用，相辅相成，更能大大提升技术创新绩效。在创新中，这些次要因素的作用依然不能轻视。因为，在未来，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一些在次要位置的因素可能逐渐变为主要的，故学者应加以重视。二、研究展望本文通过对影响技术创新绩效因素的大量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从而能够推进这一领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首先，国内外学者在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比较注重企业网络、企业知识和企业社会资本等单个因素对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过程。实际上，在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各方面可能存在着抑制或者促进作用。未来研究应该重点探究两者的交互作用和多者的综合效应。其次，单个成分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作用的研究还需更深入的探讨，理清他们之间呈现出的具体关系。最后，现有研究更多的是以高新技术、电子信息类企业为对象，探索对象未免有些单一，忽视了像资源型等别的类型企业，未来研究可以拓展至其它行业。无论哪种影响因素，都是通过知识和资源的有效整合的途径，来实现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积极运用研究成果，充分发挥各个成分之间的综合作用，有效激励技术创新，大大增强企业的持续竞争力，保证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参考文献：[1]戴勇，朱桂龙，肖丁丁.内部社会资本、知识流动与创新―基于省级技术中心企业的
实证研究[J].科学研究，2011，07，1046-1053.[2]刘岩，蔡虹，张洁.企业技术合作、知识基础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
子信息行业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21，59-64.[3]牟超兰.顾客知识管理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科技管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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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10，80-87.
篇九：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产权性质与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摘要：企业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对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管理层作为企业创新决策主体，其能力大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尚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基于高阶理论，以中国A股2008-2016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产权性质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高阶理论，并且为如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启示。关键词：管理层能力；企业创新绩效；产权性质；产品市场竞争
一、引言
在当今动态、复杂和难以预测的全球化经济中，创新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企业获取并维持其自身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在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后，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努力使我国在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探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会助力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已有文献主要从股权结构（李文贵、余明桂，2015）［1］、激励因素（Holmstrom，1989）［2］等内部治理视角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简泽等，2017）［3］、产业政策（黎文靖、郑曼妮，2016）［4］等外部环境视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管理层是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其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Chenetal.，2015）［5］，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Aghionetal.，2001）［6］。但由于管理层能力的度量比较困难，早期国内外关于管理层能力的研究非常少，导致管理层能力这一宝贵资源被遗忘了很长一段时间（Nuthall，2001）［7］。直到Demerjian等（2012）［8］提出使用DEA-Tobit二阶段模型来计量管理层能力后，学者们才开始进行有关管理层能力的实证研究，包括管理层能力对盈余质量（Demerjianetal.，2013）［9］、企业避税（谢建等，2016）［10］、审计收费（何威风、刘巍，2015）［11］、投资效率（Habib、Hasan，2017）［12］等决策的影响。但是鲜有研究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近年来企业创新成为管理层能力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Chen等（2015）［5］首次检验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得出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姚立杰和周颖（2018）［13］、程江豪和王秋红（2019）［14］先后利用不同的样本实证检验得出管理层能力正向影响企业创新。邓峰和李亚慧（2019）［15］利用中国A股高技术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数据实证表明，管理层能力负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王金凤等（2019）［16］通过对281家新创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管理层所具备的创新认知、二元性创新、互补性资产管理三种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由此可见，关于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另外，国外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应中国的情境，已有的研究样本不具有普遍性，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还会受到样本数量和时间跨度的影响。
产权性质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分别反映了企业的内部制度环境和外部市场环境，是企业创新研究中重要的权变因素。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的文献多将两者作
为调节变量，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管理层能力的视角，对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探讨了内部制度环境与外部市场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管理层能力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产权性质不同，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Hambrick和Mason（1984）［17］提出的高阶理论认为，管理层是企业战略决策主体，他们的认知、经验和价值观等特征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管理层能力作为认知、经验、价值观等特征的综合体现，会对管理层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张敦力、江新峰，2015）［18］。现有研究已经证实，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决策具有重大影响（Dyrengetal.，2010；Goldfarb、Xiao，2011；Choietal.，2015；Andreouetal.，2016；Yung、Chen，2018）［19-23］。
创新是一项不确定性较高的决策，创新过程具有风险较高、周期较长、投入较多的特点（Holmstrom，1989）［2］。依据高阶理论（Hambrick、Mason，1984）［17］，管理层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能力成为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高能力管理层的风险承担能力、机会发现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更高（程江豪、王秋红，2019）［14］，因而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具体理由为：
首先，能力强的管理层有着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多风险，而能力高的管理层承担风险能力强，能够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应对风险，识别风险中蕴含的机会和获利的可能性，做出正确的决策，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Chen等（2015）［5］、Andreou等（2016）［22］、Yungt和Chen等（2018）［23］的研究均表明，与低能力管理层相比，高能力管理层具备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一般都愿意承担风险，更倾向于从事企业风险承担活动。因此，可能更愿意追求高风险的创新项目。
其次，能力强的管理层更能发现投资机会，做出可靠的前瞻性战略决策，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创新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投资，管理层需要具备战略眼光。而高能力的管理层对公司战略、技术和行业趋势有更深入的了解，能准确地预测产品需求，发现有利的投资机会，并且能够评估潜在投资机会的价值，选择高价值的项目进行投资（Demerjianetal.，2012）［8］，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投资于高价值的创新项目。相关研究也表明，能力高的管理者不会盲目跟风投资（张敦力、江新峰，2015）［18］，他们有能力选择更好的项目，投资于净现值较高的项目（Chemmanuretal.，2009；Francisetal.，2013；Leeetal.，2018）。［24-26］
最后，能力强的管理层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企业资源，为创新活动营造及时、充足、高效的资源环境。管理层是一种有可能为公司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资源，因为他们具备理解并有效利用企业资源的能力（Barney，1991）［27］。能力强的管理层在管理公司资源方面更有经验，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企业资源，从而更好地实施新项目（Leeetal.，2018）［26］。Andreou等（2013）［28］、Francis等（2013）［29］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与低能力管理层相比，高能力的管理层能够更
有效地管理资源，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绩效。此外，更有能力的管理层可以激励研究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潜能，从而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最大价值的人力资源，提升企业创新绩效（Changetal.，2015）［3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二）产权性质、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产权性质作为上市公司的自身属性，会影响企业决策及生产经营活动（李延喜等，2015）［31］。李春涛和宋敏（2010）［32］、吴延兵（2012）［33］、高歌（2013）［34］等研究发现，产权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显著影响，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经营目标、政府干预以及激励体系等方面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可能会影响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促进作用的发挥。具体来说，民营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较少，其主要经营目标是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赵兴庐等，2014）［35］，管理层通常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而且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能够有效激励管理者充分发挥其能力，进行更多创新活动，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而在政府干预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具有多元性，除追求经济目标之外，更多的是要实现行政目标和社会责任，管理层能力会被分散，而且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行政晋升也更多依赖于政府干预，导致管理层缺乏创新的动力。王秋红（2016）［36］、沈烈和郭阳生（2017）［37］、李延喜等（2018）［38］通过实证检验认为，国有产权性质会抑制管理层能力的发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三）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产品市场，企业所处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会对管理层能力的发挥产生影响，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一方面，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降低管理者与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程度，这有利于增强同行业内竞争对手之间企业绩效的比较，使管理者的行为更加透明，其能力也更容易被市场评价（Schmidt，1997；Nobleetal.，2004）［39-40］。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股东越能对管理者进行更有效的监督和激励（王靖宇等，2019）［41］，就越能减少管理者的偷懒行为，使得管理者有动力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获得更优的企业绩效。另一方面，在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上，只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够长久生存，管理者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市场竞争会不断地淘汰创新较少的低技术企业，使市场份额逐渐转向创新较多的企业（简泽等，2017）［3］。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会增加企业面临破产清算的可能性，而破产清算会使管理者遭受被解雇的风险或使管理者的薪酬与声誉受损。因此，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管理者将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开发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的市场份额。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确保样本选择的合理性，本文依照以下原则筛选样本：①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②剔除ST、*ST公司以及主营业务利润率为负的公司；③剔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公司；④鉴于季度报告缺失信息较多，采用年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计算管理层能力时，需要采用上一期数据。另外，鉴于企业创新产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被解释变量采用滞后一期的数据，即专利数据采用2009-2017年的数据，最终得到4785个有效样本。本文所有数据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公司效率数据采用DEASolverPro5.0求出，其他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Excel2016和Stata14.0。
（二）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关于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现有研究通常采用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授权数量、专利引用数量、新产品开发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其中，专利申请数量被广泛认为是衡量创新绩效最直接、最准确的指标，因为当专利处于申请状态，就证明创新活动已经取得成果。因此，本文借鉴Mao和Zhang（2018）［42］、Aghion等（2013）［43］的研究，采用专利申请数量（Patent）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并选用专利授权数量（Grant）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可靠。2.解释变量：管理层能力已有研究关于管理层能力的度量主要有固定效应模型（Bertrand、Schoar，2003）［44］、历史收益率（Fee、Hadlock，2003）［45］、管理层个人特征（如年龄、任期、学历等）、管理层薪酬（Tervio，2008）［46］、媒体关注度（Milbourn，
2003）［47］五种方法。尽管上述五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管理层能力，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噪音。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采用普遍认可的DEA-Tobit模型度量管理层能力，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模型（1）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行业计算各个企业的生产效率（θ）。其中，产出变量为营业收入（Sales），投入变量包括营业成本（Cg）、销售及管理费用之和（Sga）、固定资产净值（Fa）、研发支出（Rd），无形资产净值（Intang）、商誉（Gw）。上述变量中，Sales、Cg和Sga使用本期期间数，Fa、Rd、Intang和Gw使用上期期末数。该模型假定，在年初给定一定资源的情况下，企业在这一年内取得的生产效率。由此模型计算出来的企业生产效率θ取值在0～1之间，θ值越接近1，表示企业生产效率越高。
第二步：估算管理层能力（Ma）。虽然通过DEA分析获得的企业生产效率可以作为管理层能力的代理变量，但是企业生产效率还受企业层面因素（如规模优势等）的影响。要衡量管理层能力，需要剔除企业层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基于模型（1），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了5个可能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企业层面因素，分别是企业规模（Size）、企业上市年限（Age）、市场份额（Ms）、企业自由现金流（Fcf）、企业是否在国外经营（Fci），构建Tobit回归模型（2）以分离出企业层面因素，该模型回归所得的残差ε即为管理层能力（Ma）。
3.调节变量
（1）产权性质。产权性质为虚拟变量，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为1，否则为0。
（2）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采用经产业调整后的勒纳指数衡量，即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减去企业所在行业的营业利润率均值，该指数反映了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产品市场竞争。Lener值越小，表明企业在所处行业中与其他竞争对手的业务相似性越大，面临的竞争就越激烈；反之，Lener值越大，业务相似性就越小，面临的竞争也越小。
4.控制变量结合现有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其他因素，具体包括企业成立年限（Ln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固定资产密集度（PPE）、资产收益率（Roa）、托宾Q值（TobinQ）、企业成长性（Growth）、研发投入强度（Rdratio）、高管持股比例（Tmtshar）、高管薪酬（Lnsalary）。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所列。
表1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1，本文构建了回归模型（3）。考虑企业创新产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被解释变量采用滞后一期的数据。同时，为了控制行业和年度的影响，模型中还加入行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如下：
为检验假设2和假设3，构建回归模型（4）：
其中，除Rvariable变量外，其余变量与模型（3）相同。Rvariable分别表示产权性质（Soe）、产品市场竞争度（Lener）。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企业创新绩效（Patent）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2.793、2.890，两者之间差异较小，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515，标准差为1.725，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整体上呈现良好的正态分布，但不同企业的创新绩效有较大的差异。管理层能力（Ma）的均值与中位数均接近于0，分别为-0.006、-0.028，这与Demerjian等（2012）［8］对该指标的衡量结果十分相似；同时可以看到，该变量的最大值为0.449，最小值为-0.264，标准差为0.140，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管理层能力不是很高，不同公司之间的管理层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很有必要探讨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产品市场竞争程度（Lener）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0.023、-0.052，最大值为0.509，最小值为-0.321，说明不同行业之间竞争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和托宾Q值（TobinQ）的标准差较大，分别为1.282、1.920，表明上市公司在企业规模与市场对于公司未来利润的预期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企业成立年限（Lnage）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为2.789、2.83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成立年限总体上说不长。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487，表明样本公司的债务水平适中。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为0.041，中位数为0.034，表明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不是很高。企业成长性（Growth）的均值为0.268，最大值达到5.391，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固定资产密集度（PPE）的均值为0.250，最小值为0.002，最大值为0.731，表明上市公司之间的固定资产比例存在较大差异。高管持股比例（Tmtshar）均值为0.02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39，表明上市公司高管的整体持股比例较低，个体之间差异较大。
表2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多元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企业的上市年度不同、某些年份的某些变量值有缺失、个别企业在某些年份退市等原因，导致每年度的样本量不同，故本文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在进行回归之前，为保证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本文对数据做了如下处理：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对构建交互项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在模型估计中，非平衡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横截面相关等问题，使用通常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会低估标准误差，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而Driscoll和Kraay（1998）［48］提出的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量产生了异方差和自相关一致的标准误差，很好地解决了“由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得到的标准误差是有偏的”这一问题，故采用Driscoll-Kraay（简称DK）标准误差进行估计得到的标准误差具有无偏性、一致性和有效性。因此，本文在后续的模型估计中，采用Driscoll和Kraay（1998）提出的D-K标准误差方法进行估计。
1.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在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模型中，为了降低单一管理层能力计算方法上的噪声，本文同时依据管理层能力的中位数与均值，将管理层能力设为虚拟变量Madum1和Madum2。表3是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表3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Cons为常数项；上述模型均是经过Driscoll-Kraay标准误调整后的结果，同时本文对年份和行业进行了控制。下同。
由表3可知，管理层能力的三个指标（Ma/Madum1/Madum2）均与企业创新绩效（Patent）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即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成立年限、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托宾Q值、研发投入强度、高管持股比例以及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更长的
成立年限、更大的规模、更高的盈利能力、更大的托宾Q值、更高的研发投入强度、更大的高管持股比例以及更高的高管薪酬会促使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密集度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表明具有较高的债务以及固定资产密集度较大的企业，企业创新绩效越低。
2.管理层能力、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绩效为验证假设2，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在全样本中加入管理层能力与产权性质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从产权性质的分组结果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管理层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422，在1%水平上显著；民营企业管理层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635，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管理层能力均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从全样本组的交互项Ma×Soe看，系数为-0.051，但不显著，这表明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假设2未得到验证。3.管理层能力、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绩效为验证假设3，本文利用产品市场竞争度的中位数，将产品市场竞争度分为高低两组，分组检验不同组别管理层能力差异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在全样本中加入管理层能力与产品市场竞争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从产品市场竞争的分组结果可以看出，高竞争程度组的管理层能力回归系数为0.728，在1%水平上显著；低竞争程度组的管理层能力回归系数为0.159，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无论是在高竞争程度组还是在低竞争程度组中，管理层能力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从全样本组的交互项Ma×Lener来看，系数为-1.473，
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市场竞争程度低的环境相比，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环境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假设3得到验证。
表4产权性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4.稳健性检验（1）更换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方式与检验结果。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利用企业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检验结果见表5所列。表5的（1）（2）（3）列检验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列检验了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5）列检验了产品市场竞
争程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以上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5稳健性检验1：更换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方式
（2）更换管理层能力的测量方式与检验结果。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李虹等（2017）［49］用公司成立年限代替公司上市年限计算管理层能力，检验的结果见表6所列。表6的（1）（2）（3）列检验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列检验了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并不存在显著差
异；（5）列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上述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6稳健性检验2：更换管理层能力的测量方法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管理层能力是企业宝贵的人力资本，本文基于高阶理论，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目前，关于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则进一步为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以及管理层能力经济后果
提供了证据，并且将企业内部制度环境和外部市场环境即产权性质和产品市场竞争这两个情境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发现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下存在差异，进一步拓展了高阶理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与姚立杰和周颖（2018）［13］的观点一致。本文认为假设2未得到验证的可能原因是：企业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民营企业不具备国有企业先天的资源优势，因此管理层能力的充分发挥会受到限制。
（二）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管理层能力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需要重视管理层能力。具体来说：对于政府而言，应不断完善考核管理层能力的机制，建立健全的经理人市场，以充分提升管理层能力；要加快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进一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度这一外部治理制度，制约和监督管理层行为。对于企业而言，应高度重视能干的管理层在创新活动中的关键作用，可以通过严格筛选、流动、绩效评价或培训学习等方式提升管理层能力；应正视产品市场竞争带来的外部压力，强化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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