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时代著名的“才子佳人”，一定绕不过三桩婚姻，其一，梁思成和林徽因；其二，郁达夫和王映霞；其三，徐志摩和陆小曼。至今，他们之间美丽动人的故事依旧在耳边萦绕，似乎写进历史的“民国奇缘”，给后人平添了一言难尽的人生滋味。
其实，这三对新人的经历、名望、品质，还有文化成就太丰富了，已经到了不必细谈的地步。所以选中她们，主要基于三点，其一，三对有情有意的恋人中间，女性都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绝世佳人，她们的美名盖世，足以倾国倾城；其二，这些美丽女子，都有足以匹配的丈夫，名重一时，无可替代；其三，他们都曾遇到过轰动一时的“婚姻危机”，差别只在于，有的破裂，有的没有破裂。这样一来，作为研究对象，就有了某种“恒定性”，也称得起“一致性”。同时，也具备了某种“非恒定性”，又称“差异性”。恐怕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有学理上的价值。
为了下面叙说与分析的方便，还是要将这三个人的基本情况，还有他们各自的丈夫与情人的基本情况，扼要地介绍一下：
第一组：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
林徽因（1904—1955年）：北京“培华女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学士。诗人，建筑史学家。
梁思成（1901—1972年）：清华学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著名建筑史学家。
金岳霖（1895—1984年）：清华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著名哲学家。
第二组：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
陆小曼（1903—1965年）：北京圣心学堂。前夫王庚。
徐志摩（1897—1931年）：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剑桥大学研究院肄业。著名诗人。
翁端午（1899—1961年）：典型的世家子弟。上海著名的“推拿医师”。
第三组：王映霞、郁达夫、许绍棣。
王映霞（1908—2000年）：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有“杭州第一美人”之誉。当过小学教员。
郁达夫（1896—1945年）：日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士。著名小说家。
许绍棣（1900—1980年）：复旦大学商科。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多年。
在夫妇之外，无论男女，其中一方又与异性发生感情纠葛的，现在叫“第三者插足”。想想并不妥当。这个词儿，是从“插足其间”衍化而来。原来的意思是，主动涉及到某一事件中。现在用于婚外情这样的特定事件中，给人的感觉是，两人正亲热着，忽然一只脚插了进来，太恐怖，也太不道德了。
这三个“粘连组合”，以其后果的平和与否而论，最优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组合；次之，是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组合；最差的是王映霞跟郁达夫的组合。若以后果的惨烈而论，则反之。为了能更好地说明，或者说为了听讲的朋友能更好地理解这三个组合所说明的社会现象，还是从王映霞组合说起，继而是陆小曼组合，最后是林徽因组合。
现在，应该假定现代人对他们的“本事”——这是借用史学上的一个术语，不是指“能耐”，而是指的原本的史实——都是知道的，纵然不是多么详细准确，大致脉络该是了然于胸，不待含糊吧。
（一）郁达夫碰上王映霞
王映霞和郁达夫，因为私人感情闹翻之后，彼此都说了很多非常狠毒的话。请看郁达夫：“在此光天化日之下，竟也曾有这样一个包了人皮的走兽存在着。”这自然是因为郁达夫发表了《毁家诗纪》，将一个女人弄得颜面无存，声名扫地。《诗纪》中对王映霞伤害最大的一句是：“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自成媒。”（《十二》）看看他的自注不难明白：“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当夜事很详细。”
郁达夫的自贬，最厉害的是：“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同样意思的句子还有：“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意思都一样，就是说，我已经戴上“绿帽子”，成了一个“大王八”。这世上，哪个男人愿当“王八”，而我却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大王八”，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妻子让我戴上了“绿帽子”，戴上了“绿帽子”，那我就是个“大王八”。这一招是很毒的，有此一通自残，王姬罪无可逭矣。
附带说一下，所谓“王姬”，原本是郁达夫对王映霞既感自得，又饱含歧视的一个称呼。在《诗纪》中亦有体现，如《十五》的原题即是：《重入浙境，情更怯矣，酒楼听流娼卖唱，又恐被人传为话柄，向王姬说也》。再如《十三》手稿第八句下注：“姬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
现在要弄清的是，王映霞究竟有没有“红杏出墙”。
关于王映霞“失身”的证据，近年来发现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汪静之死后，她女儿发表的汪氏遗稿，名为《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现在，国内已能见到，最早刊于泰国的华文报纸《亚洲日报》，时间在1998年8月。其中说，郁达夫赴徐州前线劳军期间，王映霞曾恳请汪静之假扮丈夫，陪她去医院打胎。汪静之觉得言之成理，也就陪上去了。至于奸情，汪静之曾说了这样一件事，此后不久，他去郁达夫家，郁已从徐州前线劳军回来，正在与王映霞吵架。郁达夫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她居然和人家睡觉！”汪静之以为是打胎事，帮王掩饰，说：“不会的，你不要相信谣言。”郁达夫马上说：“那里是谣言，她的姘头许绍棣的亲笔信在我手里！”一边说，一边痛哭，泪流满面，汪静之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这样号啕大哭，万分伤心痛苦的样子。
这里有一个症结：一个女人怀上孩子，不管是谁的，若想打掉，只要常跟丈夫在一起，且丈夫有此能力，似乎不必瞒着丈夫。相反，若提出打掉孩子，会引起丈夫质疑——我不在，怎么会怀上孩子呢。进而问责这个孩子是谁种的。如此，担负责任的一方就要刻意隐瞒，往往会趁丈夫不在，悄然打掉孩子了。
现在来推算一下，王映霞有没这样做的必要。据《郁达夫年谱》与《王映霞自传》记载，郁达夫与王映霞，此前的接触是这样的：
1937年“八一三”上海战事初起，王映霞便带同老母与儿子避难富阳。恰在此事，郁达夫有公干赴上海，返回福州任所时，曾来富阳看望妻子，数日后离去。紧接着，王映霞即乘朋友提供的汽车，到了金华，旋即转赴浙江省政府所在地丽水，住燧昌火柴公司楼房。“新鳏”中的许绍棣，也住此楼。身为教育厅长，权力还是有的，对王映霞家多方关照该在情理之中。时间当在同年9月。
转年3月9日，郁达夫离开福州，来到浙江丽水，拟去武汉，就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这个时间，是《王映霞自传》里的说法。在《毁家诗纪》里，郁说到这次的丽水之行，时间要早一些，“1938年1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与我同房，因许君这几天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亦未同房。第三天下午六时，许绍棣去碧湖游玩，王映霞随车同去，留宿一晚，第二天始归。过了两天，即与郁达夫一起来到武汉。4月中旬，郁达夫去徐州、台儿庄一带劳军。5月上旬返回。
如上所述，从1937年9月，王映霞到丽水与许绍棣有接触算起，到第二年4月中旬，郁达夫去徐州劳军，共有7个月的时间。怀孕四个月就急着打胎，那么可以推测，三个月期间，王映霞腹部的迹象已相当明显。这恐怕就是郁达夫到丽水，而王映霞接连两天，不愿与他同房的真正原因。
郁达夫以为许绍棣在丽水，王映霞就不愿意与丈夫同房，显然不足凭信。哪个女人也不会丈夫在侧，而对他人这么忠贞。到了第三天，实在无可搪塞，宁愿冒着与许绍棣一起“月夜游湖”的非议，也不愿意与丈夫同房。若不是腹部迹象明显，实在没有第二种解释。三个月不能同房，四个月，刚好有个机会——郁达夫去劳军。怀着的胎儿，当然就要匆匆打掉了。
因此，王映霞“红杏出墙”，怕是“铁案难移”。
他们的结局是，再后来两人到了新加坡，协议离婚。王映霞到重庆，两年后另嫁他人，白首偕老。1945年9月，郁达夫在印尼某地，被日本宪兵杀害。
（二）徐志摩邂逅陆小曼
再看陆小曼这个组合。
陆小曼原是王赓的妻子，徐志摩苦苦追求，才与王赓离婚，与他结合。1926年10月，他们正式结婚。两年后，即显感情裂痕。起因当是，陆小曼奢靡无度，又染上大烟瘾，引起志摩的厌恶。1928年春节前后，徐志摩写有日记，其中一则是：“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
纵然如此，徐志摩仍为陆小曼辩护。有传言说，陆小曼与翁瑞午同榻抽大烟，志摩不相信，说烟榻上只能谈心，不能做爱。然而，陆小曼慵懒的生活，确实让徐志摩沮丧。先是出国躲避，继而去北平教书。不及一年，便因飞机失事而亡。两人由相恋到私通，由结婚到厌倦，再到徐志摩暴亡，不过八年时光。徐志摩所以难下离婚的决心，固有其为人忠厚的一面，也有不愿背“始乱终弃”骂名等顾虑。
徐志摩活着的时候，陆小曼的表现不是上佳，而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却表现了一位现代知识女性的优秀品质。当然，也不是没有可非议的地方。最大的非议是，徐志摩去世后数年，她与翁瑞午公开同居。有人据此认为，陆小曼是个没有廉耻的女人。
很多人并不这么看。陆小曼的毛病肯定是有，但不在这上头。恰在这件事情上，可看出对徐志摩的忠贞。徐志摩去世的这一年，陆小曼只有28岁，还是个少妇，打她主意的达官贵人，不知凡几。而她不为所动，立誓不再谈婚嫁二字。长年素服，不施粉黛，也绝不出入娱乐场所。家中供着徐志摩的遗像，像下摆放鲜花，四季不败。
既已立誓不再谈婚嫁，又与翁同居，能说不是一种婚嫁？此同居，非彼同居也。寻常同居是一种婚姻关系。比如，许广平和鲁迅，许广平就不说他们是结婚，而说是同居。陆与翁确是同居，但不是婚嫁关系，各人保持各人的名分，即陆小曼仍是徐志摩夫人，而不是翁瑞午的如夫人。嫁给别人，她的身份就变了，而与翁同居，翁能理解她，供养她，又不勉强她。这也就是她宁愿与翁没有名分地同居，而不愿意另攀高枝的原因。
（三）梁思成巧遇林徽因
最后看林徽因这个组合。林徽因与梁思成怎样才子佳人，怎样门当户对，不必说了，现在，还是来说“感情危机”，这跟徐志摩的粘连，可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过，跟金岳霖的来往，怕就不能这么说了。
实据是，梁思成晚年，与林洙结合后，林洙有一次“问起金岳霖终身不娶的事，梁思成笑了笑说：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现在需要探究的是，这一晚之前，林徽因与金岳霖的感情，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一晚之后，林徽因、梁思成和金岳霖之间，怎样处理这场感情危机的。
这一晚之前出了什么事，不好推测，敢说的是，林徽因与金岳霖的感情，已到了谈嫁论娶的程度，或者说，到了与丈夫摊牌的程度。后来的发展，若不是金氏的疾流勇退，梁思成将成为另一个王赓，林徽因将成为另一个陆小曼；金岳霖呢，将成为另一个为他所不齿的徐志摩。
不能不说这一晚之后如何。梁思成是第二天告诉林徽因的，林徽因当天就会告诉了金岳霖，这样才有了金岳霖明确的表态。以情理论，此后三人之间，还会有一次交谈，此事才能说有始有终。现在要弄清楚的是，三人之间达成了怎样的共识，从而成功地度过了这场感情危机，并使这种“感情黏连”，平衡地持续地发展下去，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感情史上的一个奇观。
对这件事，局外人不能说什么过头儿的话，只能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有八分事实，不说十分话。事实是，金岳霖没有搬出去另找地方居住，可说是从此之后，过起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他则是“逐林木而居”。只要林徽因和梁思成走到了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林徽因住到哪儿，他就住到哪儿。万一分开了，也要利用假期时间，到林徽因那儿住上一段时间。
且看具体事实。“七七事实”之后，梁思成家先离开北平，辗转到了长沙。在此期间，奉教育部之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清华教授金岳霖，也就随之来到长沙。这可说是“时势之功”。
后来，梁思成家到了昆明，“营造学社”恢复后，没有图书，无法开展工作，只能依附中研院史语所，驻扎在昆明东北郊的麦地村。随后，联合大学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校舍就设在昆明城内。
1940年春天，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在离麦地村大约两华里的龙泉镇龙头村，建起了自己的住房，还有个不大的院子。龙头村距昆明十五六华里，交通也还方便。就在房子将要建成之际，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金岳霖自己出钱，在正房朝北的西侧，续接了一间“耳房”，比正房稍矮些，房门直通梁家客厅。
建房一事，林徽因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是这样说的：“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建筑师林徽因》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叫《梁思成、林徽因昆明龙头村旧居简介》，附有《梁、林旧居测绘图》。稍有识图常识的人，比如，买过房子、见过住宅平面图的，一看图上的标识，就知道在这个耳房与正房之间，即正房的西墙上，有个可开阖的小门。进去就是梁家的起居室，起居室的东侧，就是梁家的主卧室。这样一来，这三间房子就构成了“一明两暗”的建筑格局：中间是客厅，一边是老金的卧室，另一边是梁、林的卧室。
是不是老金住在这儿，生活起来就很方便呢。现代人是这么想的。实则并不尽然。林徽因在给费氏的信中，曾说过老金住在这儿去城里上课，是怎样的情形：有时走上十几里地，去了市内，还没上课，就响起了警报，只好钻进防空洞，警报解除了，上课的时间也过去了，又往走上十几里地回到龙头村。一天连顿饭也吃不上。老金住在这儿，除了不会遭到空袭外，只能说，再苦再累，他就想住在这儿。没有别的解释。
前面引用的信中，有个词，大可玩味，那就是：“北总布胡同集体”。同时在龙头村建房住的，还有钱端升、陶孟和两家。初次读到这儿，我以为这个“集体”，应当包括了钱、陶两家，细细品读这段文字，方知不然。这里的“集体”二字，只包括梁林一家和老金。事实上，当年住在北总布胡同的，也正是梁林一家和老金一家，而老金一家，实则只有金岳霖一个人。
这样的房间格局，老金就跟住在梁家差不了多少。上面引用过的，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那封信里，一处说：“老金这时走进已经暗下来的屋子……先是说些不相干的事，然后，便说到那最让人绝望的问题——即必须做出决定，教育部已命令我们迁出云南。”
另一处说：“老金无意中听到这一句，正在他屋里格格地笑。”
再看后来的事，举几个例子。
一是，1940年冬，“营造学社”随“史语所”迁到四川李庄。第二年夏天，金岳霖即来李庄度假，住在梁家住的院子里，可说是比邻而居。同年秋天，金岳霖又来李庄度假，仍住梁家，重写他丢失了的一部哲学书稿。
二是，这年夏天，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来李庄视察，曾两次登门看望林徽因。7月5日，第二次看望后，在日记中说：“临别伊再提返昆明之意，但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以上内容，源自《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第六十二页。揣度梅贻琦这段文字的意思，在很短的看望时间里，林徽因两度提出返回昆明，可见其心情之急迫也。再就是，梁思成是“营造学社”的负责人，奉教育部之命，随“史语所”入川，没有上级的命令，是不得随意离开此地的。这样一来，林徽因即使是为了治病返回明日昆明，这样只能是投奔金岳霖了。
三是，1941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天，林徽因扶病独自来昆明看望朋友，张奚若安排她住在唐家花园。这期间，陪着林徽因的则是金岳霖。在给费慰梅的信里，林徽因说过，这个住处如何宽敞豪华之后，接下来说：“如果我和老金能创作出合适的台词，我敢说，这真能成为一出精彩戏剧的布景。但是，此刻他正背着光线和我，像往常一样戴着他的遮阳帽，坐在一个小圆桌旁专心写作。”从实际的情形看，说到昆明就是来看望金岳霖，至少不能说是荒唐。
据此，局外人只能说，他们三人处理这声情感危机，或者说是处理这起“感情粘连”的方式，极可能是达成了某种默契。这个默契的一个中心意思极可能是，金岳霖是可以爱林徽因的，林徽因也是可以爱金岳霖的。
该总结一下了。上面三个“粘连组合”中，有一个条件已述及而未着重提醒，即各组合人物的文化背景。现在可以提醒了。仍按照前面叙述的顺序，王映霞这一组合里，郁达夫留学日本，应当说是东方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这一组合里，三位当事人，都属于东方文化背景。
陆小曼这一组合里，陆小曼是东方文化背景，徐志摩应当说是西方文化背景。
林徽因这一组合里，梁思成、林徽因双方，加上金岳霖，均应视作西方文化背景。
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粗浅的结论，当一个“黏连组合”中，全是东方文化背景的人物参与时，会弄得很僵。起初恩恩爱爱，一旦起了纠纷，立刻会变得恩断义绝，翻脸不认人。当一个“黏连组合”中，一方是有西方文化背景，一方是东方文化背景，前者会宽容忍让，不会采取极端手段。另一方纵然事中全无察觉，事后会给以更为深刻的理解。当一个黏连组合中，双方，连上第三方，全是有西方文化背景，他们会用最文明，也最合理的方式，化解他们的矛盾，安置他们的感情，达到一种极为完美的境界。
再就是，从上述分析中还能看得出来，在“感情黏连”事件里，每一组合的文明程度，幸福程度，跟他们学历的高低，修养的高低，是成正比的。学历高的，修养高的，处理这样的事件，文明程度就高些，幸福程度也要高些。学历低的，修养差的，处理这样的事件，文明程度就差些，幸福程度也要差些。此中起作用最大的是第三方，即另方一男性的修养与品质。一般来说，另一方男性的修养与品质高些，这类事件的处理就好得多。
说到这儿，必须着重说一句的是，世事无常，凡事只能有个大致的趋向。因为世事无常，人世才这样的绚丽而多彩，因为有个大致的趋向，人世才这样值得眷顾与留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