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极其短暂的隋朝，除了留下了隋炀帝杨广的一些荒淫无道的传说，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了。但这不是历史的真实。梁思成通过他的《中国建筑史》告诉我们，杨广的父亲“隋文帝所建的大兴城（即唐之长安城）皇宫、官府、民居，各有区域，界限清晰，树后世城市设计分区之制之型范，高瞻远识，尤足钦敬”。而篡位的隋炀帝在皇宫中又起二台，妙楷台藏古迹，宝绩台藏古画，以图书美术相提并论，特为营建收藏，开后世图书馆美术馆观念之先河。由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经唐代完善起来，一直延续到满清，成为庞大帝国文官制度的中心环节，隋宫中“妙楷”、“宝绩”二台莫非是万千举子最早的产床？皇宫里喜欢文书瀚墨之风到北宋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宋徽宗本人就好写写画画，能写一笔“瘦金体”，还会画锦鸡。与他的瘦金体书法、锦鸡画相应，宋徽宗建御苑尤好绮丽纤巧，走向了糜费繁缛一路。宋徽宗的“瘦金体”终于被强大的金人打垮，成为亡国之君，细究起来，并不是他爱好书画的过错，而是他沉溺文弱之罪，贪迷酒色之罪。营建御苑的同时，宋徽宗还大搞“花石纲”，成为引发方腊起义的导火索。宋徽宗治下的北宋朝，不沦丧于外侵，也要灭亡于内乱。顾炎武有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制，时弥近者制弥陋。”大唐气象，远远地去了。
观建筑确能见兴亡。朝代更替也在建筑中上演。隋灭，唐主长安，李家兄弟相残，玄武门厮杀，争夺皇位，正是在杨广杀死父亲的同一座古城里发生。明亡，八旗进京，剃头与杀头的旨令正是从晚明皇帝束发上朝的同一座皇宫传出。楚霸王项羽不居秦宫，放一把大火烧掉，“楚人一炬，非但秦宫无遗，后世每当易朝之际，故意破坏前代宫室之恶习亦以此为嚆矢。”此后赤眉军烧汉宫，董卓烧洛阳，“火三日不灭，而京都为丘墟矣”。如果李自成进北京也放一把大火，红墙黄瓦的故宫将在世界上永远消失。长城是大火烧不毁的，否则，必定会在一朝朝一代代的连年战乱中烧毁一百次。古代的战争使用冷兵器，如果不是人为地放火，建筑原本有希望保存下来，让新朝的人居留停住，像前朝一样温暖或者凉爽，遮风蔽雨。不幸的是，战争使得人把对人的仇恨转移到了无辜的建筑身上，一再焚烧，人所创造的建筑艺术便远远不如其他艺术保留得多了。有限存留的宫殿、寺庙、陵墓和佛塔，成为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主要实物对象。
至少在中国，最豪华的建筑属于皇家和僧侣，皇家的宫殿陵墓，僧侣的寺庙佛塔。皇家有钱，自然要筑最豪华的宫殿活着的时候住，要造最奢华的陵墓死了以后住。国库空虚没有银子了，可以摊丁增税再征，把生死居住的房子造下去。按照梁思成的说法，皇陵厚葬之风秦汉二代始盛。这无疑是不争的事实。始皇陵像一座山，墓里面“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现代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连年勘察，还是看不透它里面的江河大海怎样流动。皇陵的规模是与皇宫相匹对的，奢华也是如此。皇帝活着的时候在巨大的宫殿里发号施令，死了以后还要像一座山一样主宰死人世界，他生死占居的建筑资本是人民的“服从”，有了“服从”就有了盖房子的钱。僧侣本不是富人，他们“四大皆空”，根本没有盖房子的材料，他们利用了人民的“信仰”，信仰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皇帝在巍峨的宫殿下旨，僧侣在奢华的寺庙念经。皇帝死了穿“金缕玉衣”，葬入地宫，僧侣死了烧出舍利，藏于佛塔，僧侣比皇帝想出的安葬方式更能够保证不朽。万千佛塔，安藏了多少不甘心沦落的灵魂呢？差不多要走向玄思的命题了。这不是梁思成研究的方向，他只是如实告诉我们，“我国寺庙的建筑，无论在平面上、布置上或做屋之结构上，与宫殿住宅等素无显异之区别”。而孔庙并不是僧侣们念经的庙，它关乎尘世的读经，由“孔子故宅居室三间，千余年来，繁衍以成国家修建，帝王瞻拜之三百余间大庙宇，实世上孤例”。孔庙把“信仰”和“服从”最牢固地联结起来了，它建筑在皇家和民间的交合点上，成为了帝国精神统治的象征。千百年来一场场尊孔大典都在此举行，大成殿不再是木石结构，而是灵肉之躯了。孔夫子“不知生，焉知死”，他说得不错，他哪里会知道他生前居住的三间古屋会在他死后衍生成庞大的庙宇？
孔庙的命运比其他建筑好得多，历次战火都以动摇儒学君君臣臣的根基、颠覆现存秩序为目的，可是没有人放火烧孔庙。哪怕是识字不多、不读儒经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也不做这样的蠢事，农民起义领袖也懂得，他们取得政权登上皇位以后，也要靠儒家经义来支撑帝国的精神大厦。自西汉开始，随着对孔子的加封追谥代代增益，孔庙的规模也越修越大，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帝国的统治达到了极盛，孔庙也修到了隆盛地步，无以复加。此后帝国走向末路，孔庙未再增修。直至二十世纪中叶，古老的大地上燃起了一场批孔的大火，也只是烧掉了纸上的幽灵，没有烧毁孔庙的砖石。僧侣的庙宇遭际跟孔庙大致差不多，战火会无意地烧到它，却很少有人把它作为泄愤的出口，所以，存留在沧桑国土上的古建筑，最多的便是寺庙和佛塔。梁思成认真考察，一一指点，须弥座、金刚圈、宝瓶、券门——他告诉我们，“我国用券之始，虽远溯汉代，然其实用，实以墓葬为主”。由墓葬用券到佛塔用券，生命在建筑上完成了一个过渡，躯壳通过了拱形的墓穴回归自然，灵魂由拱形塔门向天堂飞升，生死轮回由看不见的过程变成了凝固的桥梁，可以指认身许了。然而，“清代不唯将殿屋之结构法予严格之规定，即桥梁做法亦制定官式”。人活着的时候，尚且要从“官式”制定的桥上走过，死了以后，就能通过大大小小的佛塔券门自由飞升吗？
中国近代革命志士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他不是作为革命者冲锋在血火铁马的战场上，他作为一代建筑学家行走在遭受了千年兵燹的国土上，抚摸一处处断壁残垣，绘述一方方斗拱翘檐，我们看不到他激进呐喊的战士情怀，却时常感受着他学者的郁愤忧思。他痛恨易朝之际故意破坏前代宫室的恶习，惋惜古代建筑在战火中荡然无存，赞赏近代西方的大战中，盟国前线部队多附有专家，随军担任保护沦陷区或敌国古建筑之责。而他本人，虽然没有成为这样的随军专家，却也躬逢过此等幸事。解放军的大炮对准了北京古城团团围定的时候，解放军的指挥部里摊开了一张地图，那上面有梁思成标出的应该避免炮击的京都古建筑。这个细节，在和平时期的影视片中被一再运用，反复渲染，可惜梁思成本人看不到了。他看到的是北京的古城墙被扒掉，城门被拆毁，解放军的大卡车连日连夜往外运土石；他曾经设想保留北京古城墙，新城在西边兴建，在古城墙顶上建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墙花园，蓝图化为泡影，理想终成梦想。这一次古建筑毁坏不是发生在易朝之际，而是在新朝建国之后，大大地违反了历史的规律。梁思成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预料到将来的建筑悲剧会发生，不过，他在批评乐嘉藻所著《中国建筑史》的谬误时，已经严厉地批判了乐氏关于都市中的杰作如地安门、西安门、中华门及各牌楼等“皆宜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的观点。而且，他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的“代序”中，也指出了“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的普遍弊端。梁思成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大拆”的恶习比战火的毁坏更持久，连年不断，于今为烈。到处是芜杂的可哂的非艺术建筑，千篇一律的大玻璃似的建筑材料充满了暴发户的膨胀欲望，矗立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头，千篇一律的大屋顶、大牌坊、假古董、假洋房充斥了动荡的心境、骚乱的物欲，遍布在广大的国土上，那大都是“官式”制定，不知道是应该保存它，还是应该毁灭它——其实后继的“官式”也在不断地拆毁前任的“官式”，新建起来的“官式”仍然逃不脱非艺术的模式。太多的人在鼓吹大拆大建，很少有人谆谆叮咛：建筑并不就等于房子，房子安住我们的身体，建筑栖居我们的灵魂，身体和灵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乃是我们竞力追求的，这是建筑艺术的本质所在，也是人的艺术本质。
陈占敏，作家，现居山东烟台。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沉钟》、《红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