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卫生部的调查结论终于出炉：性早熟与圣元无关联。如果这一结论科学、可信，那么圣元则有被冤枉之嫌。在这种假设和视角下，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圣元准备状告媒体的策略究竟是对还是错，媒体在危机报道中如何在合理质疑权与客观公正之间寻求平衡。
通常而言，企业状告媒体便是公开与媒体交恶。这需要四个条件：事实对企业有利，企业获得第三方同盟支持，企业有足够把握胜诉，企业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发声。
在公关史上，通用汽车起诉NBC虚假报道获得成功便是上述四大条件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公关专家对通用汽车处理媒体关系的这种做法却存在分歧：有些人赞同，有些人则认为状告NBC得不偿失。尽管NBC对通用汽车进行了赔偿，但通用汽车在查证过程中耗费200万美元，通用汽车如果不公开回击，便不会有如此高额支出，依然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
从圣元此次危机的发展历程来看，有很多事实对其是不利的：3例“性早熟”个案似乎均与圣元奶粉有关系，奶源宣传与实际不符，以员工冒充专家干扰舆论走向和公众判断，以往乳业丑闻的冲击犹在。
在事实不利的状况下，在卫生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圣元便高调向媒体宣战确实有些不妥。这不但没有起到“杀鸡儆猴”、威慑媒体的作用，反而激发了媒体更深入的连续报道。凤凰网、凤凰卫视就此事展开了有力的、持续性的深度报道，并且从一定程度上引导和设置了其他媒体的议程，圣元深陷舆论漩涡、不能自拔。
卫生部的调查结论显然对圣元是有利的，但以凤凰网、凤凰卫视为代表的媒体依然在持续质疑和追问，圣元并没有走出“舆论法庭”的审判。与此同时，网络舆论也令圣元骑虎难下：你怎么不告了，是自己心虚还是没种告。
从上述分析来看，圣元准备状告媒体的策略的确是一招败棋，正如著名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认为，“任何指控媒体有报道倾向或公报私仇的行为都会促使所有媒体团结一致，捍卫整体利益”。
换一个角度来看，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也并非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性早熟”是个很专业的概念和现象，有诸多影响因素和诱因。媒体仅凭几个个案便将奶粉与“性早熟”建立因果关联，并且直指圣元品牌，这既缺乏科学性，也违背了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要求。
这样报道的结果有可能引发如下几种危险：为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所利用，伤害企业品牌，扰乱行业发展，误导公众视听。 商场如战场，几乎每一场危机都有着竞争对手的身影，区别仅在于有序竞争还是恶性竞争，比如，据媒体报道霸王洗发水“致癌风波”便是香港竞争对手一手策划和操纵的。
假如说圣元真的是无辜的，媒体不加判断、草率的报道会无形中成为恶性竞争的帮凶，伤害了圣元品牌，扰乱了正在从“三聚氰胺危机”中复苏的乳业发展，打击了国人的乳业消费信心，这是一种多输的、恶性循环的结局。
媒体代表着主流民意和社会价值观，拥有天然合法性与合理质疑权，这也正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根基和优势所在。但是，当媒体过于随意、甚至滥用这种合法性与质疑权时，话语暴力便随之产生，这必将对企业、行业和社会发展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所以，媒体应该在合理质疑权与客观公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既行驶了舆论监督权，又不致于无辜伤害企业发展。
然而，事实是卫生部的调查结论并未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和接受，质疑声又转向了卫生部和专家，网络舆论尤甚。从这个角度看，圣元危机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危机，还是乳业行业的危机，是政府监管的危机，是社会信任的危机。
在这样一个怀疑一切、抱怨一切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政府公信力和专家权威不断被质疑和消解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信任被不断瓦解与稀释的时代，我们究竟拿什么来拯救自己，也许只有那份久违了的崇高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