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呈现出的独特景观：媒介外生态表现为社会、自然环境优越的特色；媒介内生态表现为刻本众多、以白话小说刊刻为主的特色，媒介新生态表现为受众需求支配下的通俗化选择与社会影响的负面效应的特色。
【关键词】 建阳书坊；媒介生态；景观
建阳又称潭城，位于福建省的西北部，武夷山南麓，邻接浙、赣，是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远在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劳动、繁衍、生息。自五代起，建阳以书坊闻名于世。建阳书坊主要指历史上建阳县西七十里的水南、麻沙、崇化、长平等地为中心形成的古代刻书业的生产场所。建阳书坊起于五代，经过宋、元的发展，至明代，进入一个兴盛和空前繁荣时期。
根据传播学和生态学理论，媒介是语言与意义得以传播的工具、技术手段或载体；媒介与其环境的联系及互动称为媒介生态。媒介生态以媒介环境为中心，由媒介外界现实环境、媒介自身环境、媒介意义环境等要素构成，其中，社会、自然环境等属于媒介外界现实环境；媒介形式、传播内容等属于媒介自身环境；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属于媒介意义环境。为表述的方便，我们把媒介外界现实环境称之为“媒介外生态”；媒介自身环境称之为“媒介内生态”；媒介意义环境称之为“媒介新生态”。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动态与平衡中一起构成了整体意义上的媒介生态。
明代建阳书坊书籍的生产传播的过程，就是媒介与其环境的联系、互动即媒介生态演变的过程。在这一的过程中，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呈现出独特景观。
一、媒介外生态：优越的社会、自然环境
建阳从唐末、五代以至宋、元、明的几百年间，这里从未经受过战火，一些文人学者到这里来居住、著作，或讲学，因此，建阳素有“七贤过化”之誉。七贤指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等七位贤人。与孔子齐名的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大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这里逐渐成为人才荟萃、文化学术气息极为浓厚的地方。
特别在宋代，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国号南宋。南宋与金国沿着淮河与秦岭对峙，福建成为南宋最安全的大后方。杭州距闽北不远，又能摆脱政治中心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环境相对宽松。因此，闽北很快成为福建的文化中心，而建阳在闽北中部，便迅速成长为文化中心的核心。
建阳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光热资源丰富。这里冬短夏长，静风多，温差大，雨季集中，适宜动植物生殖繁衍。建阳丘陵山地面积30.58万公顷，占总面积90.4%，历史上建阳素有“竹海松涛之乡”的美称。据史料记载，建阳的北洛里和崇政里是有名的产纸地，这里盛产竹子，为造纸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由于造纸业的发达，为印刷业提供了充足的纸张。造墨的主要原料是松树，建阳地处山区，竹海松涛，在附近的崇泰里，有制墨作坊，为建阳的印刷业提供足够的墨。嘉靖《建阳县志》记载，其附近又盛产雪梨、面梨、冬梨、早花梨、脆梨、铁梨等数种梨木，这些都是制雕板的好原料，为刻版提供了优质板材。所以，这里最有利于书坊刻印。
优越的社会、自然环境等，为建阳书坊较快较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至明代进入鼎盛时期。尤其在明代的正德至万历年间（1506—1620），建阳书坊进入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有名号可考的堂铺（书坊）多达202家，一些世代相传的刻书家族，如余氏、熊氏、杨氏、郑氏、萧氏等等，具有雄厚的实力。其中，仅崇化乡就有刻本流传至今的达5种以上的重要堂铺29家，共流传至今的刻本497种。另从现存的《潭西书林地舆全图》可以看到，当年崇化书坊之全貌，俨然业一座县城规模。据说当时想建书林县，未果。当时人口超过3万，居民多数“以刀为锄，以版为田”，刻书作坊超过百家，并且出现了专卖书籍的“书市”，这是明代其他地方所没有的①。
二、媒介内生态：刻本众多，以白话小说刊刻为主
媒介内生态由媒介形式、传播内容等要素构成，在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中，主要表现为刻本众多和以白话小说刊刻为主方面。
明代建阳书坊究竟刻书多少？至今众说纷纭，但应该在1000种上下。
据明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统计，明代刻书数量较多的有：南京国子监278种，南直隶451种，江西327种，浙江173种；福建最多，达477种，其中，又以建阳坊刻本最多，达367种（不含小说、戏曲）。需要说明的是，周弘祖之《古今书刻》上编，实际上是一部明代前期和中期全国各地出版书目。嘉靖《建阳县志》中著录有明建阳《书坊书目》451种（不含小说、戏曲），但是截止时间在嘉靖三十二（1553）年以前。嘉靖以后建阳刻书数量更多。吴世灯在《福建历代刻书述略》中说，嘉靖以后建阳刻书705种，连同嘉靖以前，建阳刻书达1100种之上②。
中国白话小说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白话小说出现规模性纸质媒介文本大量传播始于明代。
明代建阳书坊以白话小说刊刻为主，究其原因：
1.与其时的文学生存环境有关。一方面，明代尤其是从万历到明末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创作进入高潮期，创作成果丰硕，无疑为建阳书坊的白话小说的大量刻印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自宋代以来，建阳地区为理学中心，这里书院众多，教育兴盛，至明代粗识文墨者非常普遍，这尤其为白话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受众队伍。
2.与其时的文学思潮有关。随着明代意识形态由一元走向多元，到明中后期，文学思潮出现突变，这一突变以福建泉州籍李贽提出的“童心说”为表征，李贽的“童心说”文学思想，事实上成为明代中后期新的文学思潮的纲领。李贽的“童心说”，强调了人的自由本真的个性，强调了“自然”与“发情”；强调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虚伪道学对人性的戕害与束缚；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理念，充分肯定了人自身内在欲求的合理性；他倡导通俗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以表现自由本真的人性。在那个商品经济勃发的人心思变的年代，李贽的“童心说”，为人们提供了怀疑和批判旧价值体系的工具，使举国趋之若狂，在其家乡更是如此，这成为促发福建乃至全国文学创新与活力的重要动力之一，当然也成为其时白话小说创作和出版的重要动力之一，因为白话小说本身所具有的通俗性、市井性，迎合一般受众的阅读心理和口味，与这一时代思潮相呼应。无疑，这一时代潮流推进了建阳书坊白话小说的出版。
3.与其时的文化消费有关。明代商品经济日益勃发，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壮大的市民阶层需要与之适应的文化消费。由于受文化程度、经济实力的制约，作为受众的广大市民乐于接受和欣赏用浅近语言写成、具有极强情节性的白话小说。而刊印小说是一种很能赚钱的营生，不仅利润高，而且资金周转快。凌蒙初称之为：“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正所谓“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为满足市民阶层文化消费和通过其消费而获利，建阳书坊理所当然地、最大限度地参与白话小说的生产传播。
4.与白话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有关。相较于其他文体，白话小说有广泛的受众，其他文体如天文、地理、医学、宗教等方面书籍，一般来说，受众面相对较为狭窄；至于诗歌、散文及同属小说文体的文言小说，因其作者大多是文人，受众需要有较高识字和理解能力，因而受众面也不是很大，对于商品经济下的以逐利为目标的书坊主而言，出版白话小说当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5.与白话小说的传播方式有关。在文学史上，小说传播对印刷业的依赖性表现得特别强烈。它种样式的文学作品，并非需要刊印成书后才能在世间广为流传，如诗文创作与传播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就有了千年历史了。一部数10万字的白话小说要广为传播，单纯的靠誊录确实是难事，只能以刊印成书为主要手段。一部影响较大的白话小说往往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多家书坊翻刻，并随着不断地再版，其受众面也就更为广泛，这既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又能为书坊主创造效益，还能通过广泛流传实现白话小说自身的价值，可以说，白话小说本身的特点使得它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印刷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三国演义》、《水浒传》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手抄本，“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传播范围难以越出“士君子”的圈子，自然无法产生与作品相适应的社会影响，直至事隔一百余年后刊印传世，才产生了“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的局面。
6.与建阳书坊自身条件有关。前文所述，建阳书坊主要集中于麻沙与崇化，这里人文会萃，交通便利，原料充足，集市繁荣，但毕竟地处偏远的深山之中。因“山高皇帝远”，朝廷的管制鞭长莫及，从翻印、重印到书坊主自己创作小说刻印，只要有市场，只要有作品，建阳书坊主都会立即动手刊行。
三、媒介新生态：受众需求支配下的通俗化选择与社会影响的负面效应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新生态中的受众反应、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受众需求支配下的通俗化选择与社会影响的负面效应。
书坊的生存，需要受众的支持，白话小说的生存，也需要受众的支持。明代的建阳书坊，与市场有着密切联系，被当作一种产业进行经营。书坊主为实现最大的商业利益，利用它刊刻内容的控制权，通过制造新的文学样式，一方面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在传播过程中造就了新的需求，并扮演着引导潮流、引领时尚、左右社会精神走向的重要角色。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受众市场效应。在受众市场效应的支配下，建阳书坊产品种类、结构将动态地配置，书坊生产和消费互相刺激，从而保持相对动态平衡的发展。
在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怪、力、乱、神”和“小道”。正因为小说的这种地位，所以文人们视小说创作为雕虫小技，小说作者是“下里巴人”。正是囿于这些传统的偏见，所以当《三国演义》刊行后，白话小说虽然深受广大受众的喜爱，而文人雅士们却不屑于创作，使得《三国演义》其后一百余年的白话小说创作处于沉寂。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发展，随着建阳书坊的壮大，随着白话小说在明代以商品的形态出现，而此时，文人的小说观念尚不足够开放，很少参与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市场上新创的作品不多；而社会对白话小说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两者之间构成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建阳书坊主凭借其全国主要刻书中心的优势，除四处寻找、拓展稿源、组织下层文人进行编写以外，还率先自己动手编撰、刊行白话小说。书坊主参与白话小说的创作改变了当时白话小说稿源匮乏的局面，丰富了受众的阅读内容，满足了受众的需求。
明代以白话小说刊印为主要产品的建阳书坊，其刊刻传播白话小说的特征和审美趣味与受众所显现出的价值选择、趣味特征两相适宜，二者携手构筑了一个供受众消闲的世界。这样，书坊为创造利润，一方面追求白话小说复制数量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更新内容保持新鲜感。当时的建阳书坊内本应只负责传播环节的书坊主进人创作领域并充任作者角色自己动手编撰白话小说即是一个证明。熊大木、杨涌泉在嘉靖三十一年编撰了销售顺利、且风行一时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及接着编撰的《唐书志传》、《全汉传》、《南北宋志传》等白话小说，余象斗根据《西游记》编刻的《南游记》、《北游记》等白话小说，就是在受众市场效应影响下白话小说通俗化实践的成功尝试。
为了帮助文化层次不高的受众能够顺利阅读，扫清阅读障碍，建阳书坊主在编撰小说时往往采取在作品中夹注或评点的方式。而他们在刊印白话小说时也很愿意请名人评点或写序跋，借以吸引、点拨受众并抬高作品的身价。这种方式扩大了作品的社会影响，后经慢慢积累发展，最终形成我国小说理论的评点形式，推动了小说理论的发展。
作品进入社会，即产生或重大、或一般、或轻微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会累积形成正面或负面效应，在商品经济初步繁华的明代社会，正负效应意味着优胜劣汰。优胜劣汰的商业原则，使得白话小说的刊刻必然以质取胜。在此情况下，一些质量高的白话小说因倍受受众的青睐而被一版再版，或被改头换面出版，或被刻书者收进选本之中刊刻出版。而一些粗制滥造、低极趣味的白话小说，虽亦能使人取快一时，但最终还是被受众淘汰。白话小说刊刻上的这种优胜劣汰，造成了刊刻上的精选和再版，客观上便使得优质的白话小说刊本被保存下来，流传下去。
从明代白话小说的刊刻看，建阳刻书业在全国同行业竞争中，出现了明显的劣势，首先，其刻书因粗制滥造、错讹字多、纸板低劣而屡遭批评，建阳刻本质量上的劣势，必然在其传播过程中给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明代的坊刻本，除建阳书坊以外，尚有苏州、金陵、新安、湖州、杭州等地，人们对江浙等地的刻书质量却相当满意。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中“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其次，福建最下，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说的就是建阳刻本的劣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也说“闽中纸短窄薰脆，刻又外讹，品最下而值最廉；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今海内书……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值重，吴为最；其值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建阳白话小说刻本因质量问题引发社会影响中的负面效应，无疑又限制了建阳书坊的发展。
【注 解】
①徐晓望：《建阳书坊与明代小说出版业》，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四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②吴世灯：《福建历代刻书述略》，《出版史研究》1997年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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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路善全(1966-)，男，汉族，安徽太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05级硕士，现为武夷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