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青年》同人在1917年3月至1918年11月间，以摧枯拉朽之势动摇着旧戏的根基，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戏剧革命的序幕，他们开天辟地地提出的新剧理论，为中国20世纪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掀起这场中国戏剧革命的，并不是“剧界中人”， 而是一群戏剧的“门外汉”。“门外汉”有“门外汉”的特点和优势，也有“门外汉”的局限和不足，但《新青年》的这次戏剧革命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 《新青年》 戏剧革命 贡献 局限
中国现代戏剧在世纪之交就出现大规模的“戏剧改良”和“新剧革命”，西方现代戏剧观念的引进对中国旧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是一次中外戏剧的交流与碰撞，对中国旧戏从思想到艺术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到“五四”前后，又出现了危机，古典戏曲的衰微和新戏的堕落，加上西方戏剧对中国戏剧传统的冲击，使中国现代戏剧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拯救中国戏剧势在必行，谁来挑此重担？谁来完成其历史使命？
我们发现担当此重任的不是 “剧界中人”，而是一群戏剧的“门外汉”，是《新青年》同人首先干预中国现代戏剧的命运，掀起了中国现代戏剧革命。
《新青年》同人在1917年3月至1918年11月间，以摧枯拉朽之势动摇着旧戏的根基，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戏剧革命的序幕，他们开天辟地地提出的新剧理论，为中国20世纪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门外汉”有“门外汉”的特点和优势，也有“门外汉”的局限和不足，但《新青年》的这次戏剧革命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一､“门外汉”干预戏剧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这群人口口声声讲戏剧改良，其实个个都毫不留情地要革旧戏的命。虽然他们的文章标题上多用“改良”的字眼，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进化论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但文章的内容，却大多是火药味很浓的“革命”，大有不置旧戏于死地决不罢休之势。这些戏剧革命的人员中，个个都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以及当时的周作人。胡适虽然向来力主“改良”，处处表现出绅士风情，但在当时也是革命的意味更重于改良的意味。
特点之二，是这次戏剧革命的成员个个都是“门外汉”。说他们是“门外汉”，一点也没委屈他们。他们都不是“剧界中人”，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钱玄同在《新青年》5卷4号的《通信》栏回复张厚载的信中说:“我于旧戏，和傅斯年君一样，是‘门外汉’，说得究竟对不对，却也不敢自信。” 其他几位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都在不同的场合表明自己是戏剧的“门外汉”的身份。这虽然是他们的自谦，但也都是实话，他们虽然有人尝试过戏剧创作，但也是偶然为之，而且那偶然为之的戏剧作品也不敢恭维，如胡适的《终身大事》，实在是门外汉的水平。虽然胡适在很多方面被人们称作大师，但在戏剧创作上他还只是小儿科，是真正的“尝试”，并自知之明的一试即休。
特点之三，是有计划的组织和安排。这场戏剧革命并非一群门外汉的心血来潮的偶然为之，而是门外汉们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安排。这场戏剧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批判旧戏，第二个阶段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戏剧理论主张。
批判旧戏要有对象，文学革命初期，钱玄同､刘半农演了一场“双簧戏”，从而把真正的“王敬轩”之流引出来，使他们的批判有了对象。这一次戏剧革命，他们没有自己扮演对手，而是有计划的请了一个对手，这就是被他们在《新青年》上批得无招架之力的张厚载。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双簧戏”。人们多以为张厚载是自己跳出来跟《新青年》同人对着干的旧派人物，其实不然。张厚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与傅斯年､罗家伦是同学，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可算是他的老师。但他喜欢戏曲，与梅兰芳､程砚秋都有交往，常在报刊发表剧评。据张厚载说，这次在《新青年》发表意见，是胡适请他来的，张厚载说:“前天胡适之先生写信来要我写一篇文字，把中国旧戏的好处，跟废唱用白不可能的理由，详细再说一说。我因此就先在《晨钟报》上略略说些，跟胡先生颇有一番辩论。现在胡先生仍旧要我做一篇文字，来辩护旧戏，预备大家讨论讨论。我也很赞成这件事，就把我对于中国旧戏的意思，挑几样重要的，稍为说说。”①张厚载交给胡适的文章就是《我的中国旧戏观》和《“脸谱”——“打把子”》。胡适把张厚载的文章安排在《新青年》上，就是为了有的放矢，有“把子”好。
《新青年》同人之所以这样有计划的进行戏剧革命，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戏剧形现状实在令人担忧。陈独秀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②“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③而中国戏剧的情形正如傅斯年所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的价值。”④对中国戏剧界失望的不仅仅是戏剧的“门外汉”们，就是“剧界中人”欧阳予倩也说:“吾敢言中国无戏剧。”⑤于是，胡适､陈独秀､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在《新青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可谓石破天惊的“改良旧戏和创造新戏”⑥的革命运动。
戏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是1917年3月至1918年9月，主要的表现方式是自由式的散打，各人关于戏剧的观点意见，多是通过通信的方式发表出来，所谈论的问题一般只是“唱工”､“脸谱”､“马鞭子”“武把子”，以及“开门”､“关门”等戏曲程式，谈的问题也不深入，不全面，没有从大处着眼，只是从小处着手。
第一个将矛头指向中国旧戏的是钱玄同。有人说:“在《新青年》上，惟有钱先生的说话，最大胆，最不怕，最痛快淋漓，最使人兴奋。”⑦钱玄同在《新青年》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批判旧戏必然是一员猛将。钱玄同1917年3月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至于戏剧，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为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又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旧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其宜耳。”从而拉开了戏剧革命的序幕。之后是刘半农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也将矛头指向旧戏中的“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和“一切‘报名’､‘唱引’､‘绕场上下’､‘摆对相迎’､‘兵卒绕场’､‘大小起霸’等种种恶腔死套”。同期的《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谈到了旧戏“废唱”的问题:“然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京调’､‘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⑧
在《新青年》，钱､刘､胡三人联手对旧戏的批评引起了旧戏界中人的反响，各报刊有标榜旧戏的文章出现。胡适将张厚载作为旧戏界的代表请出来，邀他写了一封关于中国旧戏的信，这封信针对胡､钱､刘三人批判旧戏的观点逐条作了反驳，《新青年》同时组织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四个人针对张厚载信的内容每人写了一封信，对张厚载的关于旧戏的观点进行逐条批评，五个人的信编在一起刊登在《新青年》第4卷第6号上，题为《新文学及中国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