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种学是人类学的一个特殊部门，它是一门研究人种分类、人种史以及种族问题的学科。近代复杂的社会现实，使得人种学自传入中国之后，就表现出了各种形态。我们试求从纵向对人种学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考察，以便清楚地把握人种学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人种学；种族；近代中国
鲁迅先生在谈到人们看《红楼梦》的不同心态时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不同：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一部作品尚且如此，何况一种理论或学说？人种学说自传入中国之始，便被抱有不同目的和心态的人掌握和利用，成为他们宣传政治思想、表达自我理念、进行探索研究的工具：侵略者们根据人类体质特征的不同，鼓吹“黄祸论”、“同文同种论”，为更好的统治和麻痹中国人民寻求借口；爱国人士面对国难家仇，借用人种学说宣扬“自强保种”，表达挽救民族危亡的诉求；革命家们利用人种学说制造舆论，为“排满革命”增加砝码；地理学专家与古人类学专家学习人种学知识，探求中国人种的起源。科学工作者质疑“种族优劣论”，研究人种改良的方法和手段，从生物学角度证明了种族平等，种族之间无差别，为种族主义者的谬说划了个大大的差号……可见，人种学已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无怪乎美国的政治学家甄克斯有言：“人种学是正确的历史和政治的必要基础，他供给历史一种自然律的基础，因为他解释是事实根据人类的身体组织、精神特质和地理环境，他供给政治家关于人民财力的事实，使他可以知道应付人民的办法。”[2]（P38）
为廓清人种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我们试求从纵向对人种学进行考察，以便清楚地把握人种学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一、人种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种族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它集中体现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上。中国古代的“夷夏观”是传统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并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形成过程。“夷夏”对称最早是指地理区位，随后又被赋予深刻的文化隐喻和意蕴，并用以区别血缘亲疏、尊卑及文明和野蛮。“夏”在观念上代表着正宗、高尚与中心，“夷”则代表外族、卑下和荒远[3](P46)。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中，一般将中原地区的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称为“华夏”，将边远地区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称为“蛮夷”。中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部落长期冲突的“夷夏”观念，表达了汉族的优越感以及对其他民族的鄙视，反映了民族不平等心理和民族对立情绪。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观念。同样，中国在与西方各国接触时，也用“夷夏之辨”观念来认识西方人和理解西方事物。在中国士大夫眼里的西方人，来自十分遥远的荒岛，其语言、服饰、风俗等都与中国大异其趣，19世纪前半叶的许多介绍西方的文本中将英国人称作“洋鬼子”、“鬼奴”、“番鬼”、“岛夷”、“红毛番”，把欧洲人称为“白夷”[4](P35)，以辨别中国人同西方人之种族差异。可见，“华夷之辨”具有强烈的族类主体意识、族类排他意识和族类优越意识，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
中国传统的人种观在近代发生了变化。从1833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英国靠“毁灭人种”的办法（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5](P502)其后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在中国的鸦片贸易，于1840年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在1842年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式“科学”的种族区分，也随着欧洲人的东来而为晚清人士所了解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就依据玛吉士《地理备考》，对依肤色、毛发等特征区分的不同人种进行过介绍。虽然有欠准确，但可知当时已有此类知识输入。及至19世纪末，世界人种分为五大种、四大种或三大种之类的表述，在知识精英言说中已不鲜见。[6]
人类外观的形象特征是最容易发现和被区分的。所以在寻找内部集团的一致性时，国人越来越多地转向“种”的观念，最初强调的是“白种”与“黄种”的对立。1895年，从英国回来的严复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提出达尔文主义的“保种”主张。[7](P4)强调“所谓争自存者……一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8](P5)他之所以提出“种”的概念是为了与国内的“族”区分开来，指的是“中国之人种”。表明“满、蒙、汉人，皆黄种也”，[9](P9-10)满族非异族，而为中国民族。其目的是团结中国各族民众，合力抵抗外部来侵之种群，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1895年康有为也警告说：“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并以法属越南和英属印度为例，指出原住民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已沦为社会底层，故“吾神明之种族”必须及早为计，免蹈覆辙。[10](P165-166)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了“泛黄种主义”，并清楚的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和东方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同时也意识到了这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已超越了过去二百年来满汉之间的种族斗争，他认为首先要从“平满汉之界”做起。同时，为了增强中国人抵抗西方“白种人”的信心，他在另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论中国之将强》中乐观的指出：
夫全地人类，只有五种，白种即已若是，红种则湮灭将尽，棕黑两种，其人蠢而惰，不能治生，不乐作苦，虽芸总犹昔，然行尸走肉，无所取材。然则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黄人末由也。[11](P100)
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为了践行他们的主张，1898年4月他们在北京成立的具准政党形式的保国会，即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把保种定义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12](P233)。同年6月11日，他们又依托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开展了一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戊戌维新。但是，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害怕变法会危及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遂立即采取行动，把刚刚实行103天的维新运动铲杀，真教人扼腕叹息。
与此相比照的是，西方的殖民主义者为掩饰他们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瓜分争夺的企图，证明其侵略扩张的“必要”。从19世纪中叶起，他们把潜行数百年的“黄祸”论推向高潮。
黄祸论起源于欧洲，其发端可以追朔到当地人对亚洲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进攻欧洲的恐惧记忆。17世纪末，一部科学著作《1688年一位采沙场女士的新年致辞》中第一次提到了“黄色种族”的概念。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区别了四个种族，包括“黄种人”[13](P52)。随后，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学中被迅速普及，白人种族主义者也利用此说，将来自中国的威胁冠以“黄祸”之名。他们诬蔑中国人是“祸害”、人种低劣；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有着先天的敌视态度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中国人是一群离奇古怪的动物，说用单字连成的话，写图画式似的方块字，男子留辫子，女人缠足等；这种欺人之谈的理论，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有志之士的强烈谴责，孙中山、鲁迅、钱恂（驻意大利公使）等都先后撰文，批驳“黄祸论”的险恶用心。
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黄种人”的贬低以及“欧洲强大，中国羸弱”的现实使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面对西方总不免有点自卑感，“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人种和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可以补偿这个心理，也有助于黄白二色人种共同主宰世界之构想。为了迎合当时的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原理，中国民族必须是外来征服者而不是原住民，有如入主印度的雅利安人、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建立美国的英裔，以及来自东北亚的大和民族。[14]
“西来说”在中国的学术界曾经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时国内有很多著名学者均奉其说，其代表人物有刘师培、黄节、蒋智由、丁谦、郭沫若等。其相关著作主要有：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收入《刘申叔遗书》）、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今释》、《中国人种从来考》以及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等书。20世纪20年代随着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西来说”开始向“土著说”转变。这一转变实质上也是民族心理自信的表现。
种族主义的复苏，可以针对外敌，但也可把矛头指向内敌。从解构学角度看，一个名词没有先天的含义，它所指称的对象视其处于“差异性系统”内的位置而定。“种族”一词如用来界定满汉之别，就会引申出光复汉族的结沦。[15]在“排满”思潮高涨的时候，这种种族主义思想就发挥了作用。
比如章太炎承袭了传统的“华夷之辨”，但他认为“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6](P269)。章太炎收拾的西方学理是什么呢?主要也是西方近代的“人种说”。日本社会学家有贺长雄撰著的《族制进化论》，为《訄书》屡屡引及；芬兰哲学家和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著《婚姻进化论》，他读后也“颇有感触”；他还吸收了德国人类学家福格特的多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在此基础上，他反复论证汉满分野，说“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17](P194-195)可以说，清末革命派的“夏夷之辨”与古代强调的“夏夷之辨”不同之处，就是西方人种学的引入，从而使原本强调文化差异的“夏夷”进而具有了种族主义的色彩。
1915新文化运动爆发推动了中国人种学的研究，在此之前，中国人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主要局限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在1911年满清覆亡以后，有关种族的作品还只在详尽阐述维新派和革命派讨论的那些主题。新文化运动时期，研究种族的中国学者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优生学（优生学为学科之一，其所务在研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以求比较良善之繁殖方法，而谋人类之进步[18](P110)。
优生学产生于19世纪晚期的英国，之后便迅速传播到主要的工业国家。它反映了对于人口之生物学标准的关切。中国最早关于优生学的直接资料开始于世纪之交，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关注。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者们对优生学的兴趣进一步增长，1919年第一本专门致力于优生学的教科书出现，即陈寿凡先生编译的《人种改良学》。二十年代晚期，优生学备受关注，很多学者都在积极种族改良的提倡，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潘光旦先生，他被视为中国优生学领域的先驱，潘先生早年曾赴美国的冷泉港，专门研究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优生学研究工作，颇丰著作。如《优生学概论》、《优生学原理》、《优生与民族》、《优生与宗教》等。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均开设了优生学课程，对当时中国的优生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民国时期，优生学没有达到具有制度化组织的重要程度，但种族改良学说还是被广泛地传播和普及。
最后，值得注意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为达到侵略中国，麻痹中国人民的目的，鼓吹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所谓“同文”，就是指在汉语和日语中，都有汉字，属于同一种语言。所谓“同种”，就是指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相貌一样，来自同一个种族起源。乍一听，好象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这个“同文同种”论，却是百分之百的谬误（对于此论题的解构，笔者在此不做赘述）。
二、余论
就现代的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而言，“种族” （race）属于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上的术语，并且首先是生物学概念，它主要考虑生物学因素而不考虑文化因素。然而，在我们的印象中种族是与“种族歧视”、“种族偏见”联系在一起的，故而种族与其说是强调不同民族的生理方面，毋宁说是强调它们的社会文化方面。
当讨论“近代中国之人种学”时，因为近代中国之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种族观念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民族主义，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人们思考和行动的主要方向就是“保种强国”。然而，近代中国人的种族观念没有这简单，它有着的复杂形态。这正如冯客在其书《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中所展示的各种形态：种族是可以作为“文化的种族”、“类型的种族”、“宗教的种族”、“民族的种族”、“种类的种族”、“种子的种族”和“作为阶级的种族”。
人种学是近代中国的一门显学，“种族观念”是近代中国的核心观念之一，对它的思考无疑会丰富我们看待那段历史的眼光，特别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今日仍还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 [美] 高纳原著：《政治学大纲》上册，顾敦鍒译，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
[3] 吴剑杰：《孙中山及其思想》，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4] [英]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 《人分五类说》,《格致汇编》.
[7] 《论世变之亟》，王拭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8] 《原强》，《严复集》.
[9] 《原强》，《严复集》.
[10]《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沦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 《论中国之将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2] 《保国会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 [英] 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 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6]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17]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
[18] 潘光旦：《优生概论》，《人文生物学论丛》，新月书店，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