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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能力的农民获得并使用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农民发展能力的提升也是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源泉，因此对农民发展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0—2014年中国省级层面农民发展能力的相关面板数据，构建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水平，分析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并对结果进行排名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农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生产能力、技术利用能力、体能是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2）农民收入和农民发展能力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同时体能、技术利用能力对农民发展能力影响的显著性不断增强；（3）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民发展能力排名比较靠前。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民发展能力；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7）07-0312-04
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能力较强的现代农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必要的主体。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依靠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需要依靠农民将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应用在生产生活中，农民需要一定的发展能力。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民的发展能力也显著提升。但我国各地区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自然条件差异明显，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參差不齐，农民的发展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水平量化评价并据此分析影响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的因素，可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地提升农民发展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农民发展能力认识的研究，舒尔茨认为，成功地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能力的农民获得并使用现代的生产要素[1]。邹薇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能力贫困”，传统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提高人的能力[2]。关于农民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Oerlemans等认为，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兴趣程度、期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的生产能力有很大影响[3-4]。乔家君等通过构建农民自主发展能力模型认为，区域经济、地形、距离城市的远近对农民自主发展能力有显著影响[5]。其他关于农民发展能力的研究中，张磊等认为，活动空间、认知空间、思维空间的扩大对农民发展能力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6]。刘春年等认为，在不同时期农民发展能力的社会特性是不同的，农业现代化对农民的发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乔家君等以河南省为例研究了农民发展能力与智商、情商、财商的关系[8]。
综合现有文献，学者们对农民发展能力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农民发展能力对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各种因素，而针对我国省级层面农民发展能力水平进行量化和分析的研究很少。本研究借鉴已有文献中比较成熟的农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农民发展能力的内涵进行改进，构建各地区省级层面农民发展能力评价体系。根据该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2010—2014年31个省（区、市）的农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打分和排序。根据排名结果分析较好省份的农民发展能力优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因素。
1农民发展能力内涵和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1.1农民发展能力内涵
农民发展能力是指农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利用已有发展环境和发展机会，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的能力[9]。农民发展能力包括农民生产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知识交流能力、体能、科学技术使用能力、增收能力、民主能力、开拓创新能力[10]。
1.2农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到农民的风险承担能力、民主能力、开拓创新能力难以量化，现有资料也缺少这方面的数据，并借鉴以往量化评价农民发展能力的研究经验，本研究最终确定由生产能力、科学技术使用能力、增收能力、体能、知识交流能力5个一级维度，14个具体指标（表1）构成的农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1.2.1生产能力维度生产能力维度体现了农民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由农业生产诸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的农业综合产出能力。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不仅意味着农民发展能力的提高，更是在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双重压力”下，提高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措施。农民的生产能力维度包括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肉类总产值这4个指标。
1.2.2技术利用能力维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就必须提升农民对现代技术的掌握和使用能力，利用现代化技术对传统农业和生产工具进行改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的现代化技术使用能力维度包括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人均化肥使用量这2项指标。
1.2.3增收能力维度农民收入增加是政府和农民自身能力提高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农民发展能力的直接体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因此，农民的增收能力也是衡量其发展能力的重要维度。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等。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体现了农民非农就业的能力，经营性净收入体现了农民的家庭经营能力。因此，增收能力维度主要包括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这3项指标。
1.2.4体能维度健康的身体是农民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民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身体健康维度包括医疗保健支出、肉类人均占有量、粮食人均占有量这3项指标。医疗保健支出体现了农民看病就医、身体保健能力；肉类人均占有量和粮食占有量体现了农民身体基本的营养保障情况，这是农民身体健康、体力充沛的基础。
1.2.5知识交流能力维度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农民需要不断地学习交流才能及时地了解技术更新、市场变化。因此，农民的知识交流能力是农民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知识交流能力维度包括教育文化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这2项指标。教育文化支出体现了农民的学习能力，交通通信支出体现了农民的交流能力。
2农民发展能力评价
2.1数据与方法
根据2011—2015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取和计算上述指标的原始数据，构成原始数据矩阵。对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进行打分和排名，统计各地区的差异和农民发展的各个方面，需要通过多维度多指标进行考量。本研究涉及31个省（区、市）2010—2014年体现农民发展能力变化的数据，变量众多，许多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也增加了问题分析的复杂性；而盲目减少指标则会损失相关信息，对结论产生影响。基于此，为使结果更加稳健，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进行量化评价。
2.2数据的统计学检验与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对各地区的上述14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将其作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评价的数据源。数据标准化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法，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j表示2010—2014年；xi表示表1中的具体指标（如x1为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ij表示第j年的指标xi的原始数据；xij*为指标标准化值。
通過比较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KMO数值越靠近1，变量间相关性越强，若KMO检验值在0.5～1.0之间则表示数据适合主成分分析。Bartlett球状检验用于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相互独立。度量标准为P值，若P值小于0.05，即拒绝原假设，说明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反之则不适合。本研究通过对全国31个省级地区的13个指标值运用SPSS 19.0检验，发现KMO和P值均能通过检验，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2.3農民发展能力指标的分析
通过SPSS运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选取最大迭代次数为25次，并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选取主成分和方差贡献率（表2）。可以发现，2010—2014年第1主成分、第2主成分以及第3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呈现逐渐接近的趋势，这表明前3个主成分综合原始信息的能力逐渐接近。而只有2012、2013年有第4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且方差贡献率较小。因此，本研究选取第1主成分、第2主成分、第3主成分的载荷因子矩阵衡量各指标对农民发展能力的影响。
通过表3中第1主成分因子矩阵可以看出，2010—2014年对第1主成分影响显著的指标基本一致（载荷>0.7）。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支出、交通通信支出这5个指标的载荷均在0.7以上。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这2项指标属于农民增收能力维度，反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医疗保健支出属于体能维度，教育文化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属于知识交流能力维度，反映了农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农民发展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农民发展能力的培育同时具有“贫困恶性循环”特性，低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会阻碍农民发展能力的提升。而且这是一种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其路径为农民收入低→减少教育支出，降低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发展能力低→改善生产生活困难→增收困难→……[11]。可以看出，农民的低收入水平和低发展能力是一种贫困恶性循环，这种机制存在缺陷，使得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缓慢。
由表4可以看出，在第2主成分、第3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中影响显著的指标是在不断变化的（载荷>0.7）。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这2项反映农民生产能力维度的指标在2010、2011年对第2主成分影响显著，在2012—2014年对第3主成分影响显著；同样反映出农民生产能力的人均粮食产量指标在2010、2011年对第3主成分影响显著，在2012—2014年对第2主成分影响显著，人均肉类产量指标在2010、2011年对第2主成分影响显著。通过对衡量农民生产能力4项指标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农业生产能力对农民发展能力的影响一直比较显著，但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民粮食生产能力对农民发展能力的影响逐渐加强。
通过对第3主成分与第2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的对比（表4）可以发现，人均化肥使用量和人均机械总动力这2项衡量农民技术利用能力的指标在2010、2011年对第3主成分影响显著，在2012—2014年对第2主成分影响显著，这表明农民学习和利用现代技术的能力对其发展能力的影响增强。同样， 衡量农民体能维度的粮食人均占有量在2010、2011年对第3主成分影响显著，而在2012—2014年对第2主成分影响显著，可见体能对农民发展能力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现象日趋明显，农民体能问题凸显出来；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利用现代化生产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技术利用能力和体能对农民发展能力的影响更为积极。
2.4农民发展能力评价得分结果分析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省（区、市）农民发展能力水平的综合得分和排名（表5）可以发现，2010—2014年各省（区、市）农民发展能力排名比较一致，历年来并没有太大变化。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这10个省（区、市）的排名每年都比较靠前。结合各省（区、市）的经济自然条件可以发现，以上省（区、市）主要分为2类，第1类为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区，这类地区农业发展有天然优势：耕地广大、土地肥沃、适用于大规模机械作业，有利于培育农民的技术利用能力，农民的生产能力也强于其他省（区、市）；第2类为江浙沪、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发达，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农民外出务工机会多，而农民的外出务工经历促进了农民能力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外出务工的农民回村后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新技术利用能力、信息交流能力，使自身就业选择范围得到扩大；同时，收入的提高也使这类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农民发展能力强于其他地区[12]。
3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我国省级层面农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相关政策意见：（1）农民收入水平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低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使农民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缓慢，增收困难，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农民发展能力培育的“循环积累”机制；（2）农民的生产能力是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农民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因此，需要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资，完善农田水利建设，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农民突破生产能力发展的瓶颈创造有利条件；（3）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农民体能和新技术利用能力对农民发展能力的影响更为活跃，在此背景下，应加快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缩小
城乡医疗报销比差距是提高农民体能的重要举措，此外，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农技服务，提高农民对先进技術和管理手段的掌握和使用能力，而农民自身也要加强学习，利用现代化技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4）各地区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设计与调整有利于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涉农制度，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农民突破发展能力的瓶颈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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