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家周大鸣、乔晓勤编著的《现代人类学》中，谈到中国人类学研究概况时，明确指出家父罗致平教授是中国南方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代表人物之一。民族学史专家王建民的专著《中国民族学史》多次提到父亲的情况，在中国民族学家的介绍中，亦附有父亲学术情况的几百字简介。人类学家、民俗学家陈启新的《中国民俗学通论》，也提及父亲并介绍了他有关民俗学的译作。
父亲在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领域的贡献使他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和中国民俗学会的银质荣誉奖章。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父亲九十岁生日时题词（启功书写）：“书林探奥，译业尽忠，回溯生涯堪慰藉。坪石办刊，京华创会，相识学海有因缘。”评述了父亲的业绩与他们之间的友谊。
拾起记忆的碎片，追寻逝去的时光，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想通过讲述父亲经历的点点滴滴，反映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品格。
出身与为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这是父亲在80年代常挂嘴边的口头禅。不知道是受到电视剧《农民的儿子》的影响，还是年纪大了，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他常和我们谈起爷爷离乡背井下南洋，他诞生在异乡街头的情景。爷爷罗禄在马来西亚依靠租借政府的山地开荒谋生，种上橡胶、芒果、椰子等植物，收成基本上可维持生活。耕作之余，他们还磨豆腐到城里去卖，就这样在那里扎根生存下来。父亲读小学时，每天半夜三更就起床，磨豆腐、做饭，然后走几十里路，挑着豆腐到城里卖掉，再去上学。
父亲出身贫寒，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罗老没有架子。到新疆塔什库尔干山区调查塔吉克族情况时，父亲作为长者，也和年轻组员们一起在悬崖绝壁上骑马，在物质匮乏的山村生活。西北的寒冬滴水成冰，半夜外出，腮帮子冻得僵硬，张嘴都困难，想说说话更是难上加难。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父亲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的照顾。在参加所里的集体项目时，他也从不以老专家自居，完全以普通一兵的心态和大家合作。因为，他从来就不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更没有官二代、富二代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同事、学生有困难、有需要，他都很自然地伸手相助，帮过多少人也没放心上。他始终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书痴与杂家
父亲一生最爱书，他宁可食无肉，不能居无书。逛书店或到图书馆看书成为他人生最大的乐趣。记得他每次上街回家，总是提着一摞书，一进门就坐在书桌旁，兴致勃勃地一本一本翻个不停，读到精彩之处，兴奋得两眼放光、拍案叫绝，连吃饭都顾不上。有时，在书店看见一本好书爱不释手，却没带钱，售货员目睹他与爱书难舍难分的样子，又念在他是老主顾，居然同意他先把书拿回家，再回来还账。有朋自远方来，他首先让人参观的是一排排的书架，拿出一本本刚淘到的珍藏本，陶醉在书香中。
图书馆从来都是父亲的至爱。早在留学日本时，父亲就差不多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清晨馆门一开，他直奔既定位置，中午随便啃点面包、打个盹，又接着看下去。实在累了，就喝杯茶提神，一直坚持到图书馆闭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北京图书馆外文阅览室是他每周必到之处，作为年龄最大的常驻读者，除了查阅资料，还常常为年轻人解答问题，久而久之和阅览室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忘年之交，他们经常免费为他复印资料，戏称“对罗老特殊照顾嘛”。
所里的后学谈起父亲，印象最深的也是和他逛书店、聊书、评书之事。有的同事谈到自己第一次上北京琉璃厂逛旧书店，就是和罗老一起去的，以后父亲每次逛书店他们都跟随着，经常是乘兴而去，大获而归，最后也变成购书狂了。
无论所里什么人有新课题要研究，父亲就会主动给人家开一张书单，不厌其烦地帮他们找书，甚至不惜把自己珍藏的书也拿出来与之共享。有一位年轻学者托他回广州买书，他四处寻觅，书店找不到，就在单位的图书馆里找，终于把复印件随身带回北京，交到这位同事的手中。他在读中学时曾担任图书部长，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时担任过图书馆长，与书真的是结下了毕生之缘。
父亲读书的兴趣极其广泛，买书的选择非常庞杂，从他阅读的书目和书架上图书的分类可以说是文史哲、艺术、自然科学无所不包，称得上是杂家。他认为翻译工作涉及的知识面广，必须博览群书。他曾对我讲起翻译界的笑话：有人把银河翻译成牛奶河，就是因为缺乏自然科学的知识。他的同事在文章中提到，出版社有一位编辑想了解俄罗斯民间习俗五位神祗的属性和职能，多方求教未能如愿，请教父亲后，问题终于迎刃而解，对父亲的博学敬佩之至。
可见，书山的积累、学海的求索，为父亲提供了驰骋的天地、逍遥的空间。
奠基与开拓
纵观父亲的学术人生，可知他具有学科的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特点。他主持的民族译丛编译室出版的《民族问题译丛》，是在民族研究工作初创阶段唯一的全国性刊物。该杂志一共出版了几十期，介绍了马、恩、列、斯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介绍了前苏联民族政策和民族学论著，对中国民族学的建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他参与的哈萨克民族史志的调查、撰写以及他对准噶尔史的研究，都为相关学科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的翻译中，以原著德文本为主，参照俄、法译本，并在注释中博采众长，使读者充分了解苏联和西方学者研究中亚突厥史的成果积淀和最新进展。
80年代末，年事已高的父亲还以开拓者的胆识，开辟了法律民俗学、民族学的领域，写出了《法律民俗学》、《哈萨克法》等论文。年轻学者周勇本来是从事法律工作的，看到父亲的论文，为这个新领域所吸引，从上海调到北京，和父亲一起从事法律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他说：“大约10年以前，罗致平教授就已经倡导进行法律民俗学和法律民族学的研究。我从事现在的工作，多是受了罗先生的启发和鼓励。”
父亲在新领域研究中的奠基性和开拓性，体现了他不囿于传统论域的限制，在学术观念上的突破和学术思想上的自由。
外语与国学
父亲对外语有着特别的兴趣和能力，早在马来西亚上小学时，他就接触到马来语，就读的乐育小学、中学都是具有德语文化传统的学校，除了英语必修，理科全是德语教材。转学到中德中学，教务长是歌德的后人，亲自主持德语考试，父亲以扎实的德语基础顺利过关。在高中读书时，仅用一周的时间，为培英中学的校长叶启方先生翻译比尔的德文原著《社会斗争通史》，叶先生看后竟十分满意。大学毕业后，父亲到日本东京立教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方史学史，打下了日语坚实的基础，留学期间还捎带学习了法语。1949年前，父亲在大学教德语时，就对俄语产生了强烈兴趣，自学了俄语。“文革”中，他还借助阿尔巴尼亚文的《毛主席语录》了解其语法特点。因研究和教学需要，他又学习了突厥语和荷兰语。澳门回归后，他又瞄准了葡萄牙语。他认为多种外语的阅读能力可以使自己从多种途径、不同通道掌握丰富的信息流并形成相关的网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了解国外的相关研究，对课题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大有帮助。
他自己对各种不同语言感兴趣，还积极鼓励同事学外语，乐意帮助别人学外语。为了让图书馆采购、编译外文书目的年轻人便于熟知多种外语的基本知识，迅速查阅外文书刊目录，他编译了《十种外语入门参考资料》（图书馆用），供他们自学。他还在家中为研究生和大学生义务教授德语，先后帮助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几位研究生掌握了德语。在老一辈知识分子心目中，知识决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无偿分享是理所当然的，出售知识、讨价还价不是君子所为，因而完全缺乏知识产权的意识。
父亲不仅喜欢阅读各种外文著述，诸子百家、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亦常置案边翻阅。他尤其喜欢搜集国内外研究《老子》的各种论著，甚至计划写一本评述国外研究《老子》的专著，终因精力不够而未能实现。
中西兼备的知识结构为他在学海中的逍遥游插上双翅，让他可乘风翱翔，能俯仰自如。
平和与乐观
但凡认识父亲的人，想起他、提起他，眼前浮现的即是他的微笑。
记得小时候，我的性格像男孩子，比较顽皮，喜欢爬树、攀岩、钻铁丝网，爸爸对此只是淡然一笑。反而，妈妈则扮演严父的角色，我一闯祸，她就鸡毛掸子伺候。当我考试成绩优秀，回家报喜时，爸爸仍然是淡然一笑，也没有激动地赞不绝口，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胜败乃兵家常事”。
父亲对待升降、沉浮、宠辱都能一笑置之，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种无所待的淡泊境界。他把读书、做学问看成精神享受，而不是获取名利的捷径。他认为在此过程中的求知、解惑、发现、创造才是人生的幸福，至于产生的结果、发表的著作不过是副产品。因此，他写得多，发表得少，已问世的著作，自己保存下来的更少。甚至长期从事既无名又无利、默默耕耘的集体项目也无怨无悔，从不为自己争级别、争待遇，39岁的正高四级，到93岁依然如故。尽管，没有晋级、没有豪宅，他却在这种摆脱名缰利锁的心态中获得了心灵极大的自由——任逍遥。
养性与健身
父亲年轻时体弱多病，中年开始养性和健身，活到94岁才辞世。他具有平和乐观的积极情感，大大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散步两次，打太极拳两次，风雨无阻。最有趣的是，他把太极拳简化为三招，逢人便教，让嫌麻烦的人，快速体验太极拳的好处。长期锻炼的结果使他在八十多岁时，登上八楼无倦意，和年轻人去旅游不会殿后，步行半个多小时不用休息。九十岁时思维仍然清晰，回顾往事栩栩如生，谈起学术如数家珍。八九十岁高龄还能徒步到北京图书馆、广州购书中心看书、买书，为民研所选购外文书籍，为年轻人的课题出谋划策。健康的身体是他的自由、愉悦的学问人生的生理基础和物质保证。
家庭与贤妻
父亲与母亲梁受基相识于30年代。母亲毕业于协和师范，知书识礼。其父是国学造诣颇深的秀才，其母李氏是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宁死也要保留天足的女子。李氏曾不顾家庭反对，进城求学、自食其力，在小学讲授诸科，游刃有余。父亲就读大学期间，到广州敦头小学担任英文教师，也在该校任教的李氏相中了这位踏实上进的青年，便积极为其女牵线，其中一招就是煲靓汤、暖人心。她让小儿子们频频为准女婿送老火靓汤，使远离家乡的父亲倍感温暖。40年代初，父母在香港结婚后，母亲在教书之余，全力支持父亲的事业，让他真正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好日子，连洗澡水和替换衣服母亲都为他准备妥当，不用他为生活上的大小事操心。母亲高超的厨艺和精明的理财本事，更是让他生活得舒适、安逸。
父亲一直认为与母亲结婚是明智的选择。他说如果找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早早结婚生子，可能就没有机会深造，获得事业上的发展，梁家的书香传统，母亲对他在事业上的理解与支持，使他获得了后来的成绩，温馨的家庭令他在学术人生中有了不惧风吹浪打的安全港湾。
“书山学海任逍遥”是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是他们学问人生的写照，是他们生命价值的所在。在他们的面前，我辈只有惭愧和汗颜，只有抬头仰望与低头反思，只有不断地以他们为目标，远远地跟随其后！
[附记]罗致平（1911—2005）生前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著名的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1911年生于马来西亚，1923年回国读书，1931年就读广州协和神学院，1935年到日本东京立教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方史学史，1937年回国。1939—1940年在香港道风山宗教研究院工作。尔后，曾在云南华中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珠海大学、广东法商学院任教。早在1943年他就于《民俗》季刊上连续刊载《民俗学史略》，同行专家认为该著述是国内系统评介民俗史的开创之作。他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任教期间，开设过《民俗学》、《中国社会史》、《语言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和《德语》等课程，并陆续发表了《战时人类学》、《读〈疍民的研究〉》、《〈中国奴隶史〉书后》等有关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成果。50年代初，父亲于广东法商学院社会系任正教授和系主任。1953年，全国院校调整，父亲与一批中山大学的教授北上支援外地院校，调往武汉中南民族学院。1954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看到父亲翻译的一批前苏联民族理论的俄文资料，认为中央极需这种人才，急电中南局把父亲召进京。在民委工作半年后，就调至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尔后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此间，他先后主持了《民族译丛》和《民族研究》期刊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不仅为刊物翻译了大量的文章，介绍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还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苏联民族学研究史》（与梅林合译）、《民族史译文集》（合作）译著三本。60年代初，他参加了西北民族历史调查组，作为主要执笔者撰写了《哈萨克民族简史简志》一书。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参加了《中国历史地图册》新疆清图的考证。80年代，他与顾颉刚、杨成志、钟敬文等七教授联名上书，倡议建立民俗学及相关机构，并在尔后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担任副理事长。同期，他还出版了译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论著《准葛尔史略》（合著）等，在90岁高龄出版了论文、译文集《罗致平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