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着力解决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纯洁领导队伍，使领导者轻装上阵，才能取得领导全面改革的最佳成效，从而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中国梦”。干部队伍腐败主要有七大现象，而受贿是产生系列腐败的第一原因。我国必须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具体环节上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堵住腐败的漏洞。
【关键词】 全面深化改革 障碍 腐败
【作者简介】 王哲，黑龙江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4）02-0054-03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根本目标，它明确了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过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障碍，即这个目标实现的大敌就是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因为工作目标要靠干部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而干部队伍如果是一个腐败的队伍、带病的队伍，也就是一个不能担当大任的队伍。因此，必须着力解决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纯洁领导队伍，使领导者轻装上阵，才能取得领导全面改革的最佳成效，从而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中国梦”。
一、干部队伍腐败行为的基本特征
1. “一把手”现象
在干部队伍的腐败中，“一把手”的腐败现象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中国官场，“一把手”具有绝对的权威。如在江苏有一个金螳螂装饰公司，这个公司在扬州以最高报价拿下了一家政府单位的装修工程。金螳螂装饰公司是在另一个公司已经拿到装修权的情况下抢到手的，背后的黑幕就是通过当时的市委书记季建业给工程单位打招呼，从而获得了“关照”。“一把手”在行政审批中的贪腐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据《东方早报》报道，贵州黔东南州原州长洪金洲为了一个100亿的电厂项目，在接受了前期贿赂的情况下带领项目方进京拜会国家能源局，向局长刘铁男进贡一百余万元。
2. “县委书记”现象
县委书记手握重权，因此这个群体成为重灾区便不难理解。云南省景东县原县委书记杨寒松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凡是所能涉及到的方面他都伸手，如干部提拔、工作调动、工作调整、工程建设、工程款拨付等等不一而足，最终落得领刑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原县委书记刘喀生，在任用干部上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批评干部不留一点情面。在一般人眼里，刘喀生工作铁面无私。其实不然，凡是挨刘喀生批评的干部，肯定是没有去过他家，没有给他送过钱
的人，他是对那些没有“眼色”的干部“敲山震虎”。刘喀生收钱也有他的特点，一切行贿的钱都由他妻子收，并且只收认识的人的钱。
3. “起跑线”现象
据资料显示，北京市西城区检方披露过“35岁现象”，35岁以下的职务犯罪案占立案总数的12.9%，且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大案特大案多等特点。重庆市检察院也发现，2003年至2007年立案查办的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有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它不同于“59岁现象”，35岁处于风华正茂时期，正是大干事业的时候，而他们却拿自己的大好前程做赌注。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在选人用人时，应该进行更加广泛的考察与深入的考核。
4. “共贪”现象
“共贪”现象的主要特征是，在腐败过程中不仅高官自己进行腐败，而且其家族成员、下属等也参与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官在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甚至情人在幕后收黑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在1997年至2006年间收受浙江省某制药公司292万余元，就是通过以给妻子刘耐雪、儿子郑海榕顾问费及股权收益的名义而收下的。二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牟利。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主管城建的便利条件不仅帮助儿子开办公司，而且公司的经营范围几乎涵盖城建的所有方面。三是官员施惠于商人、下级。这种行为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希望对方“照顾”自己儿女并间接捞钱；另一方面等自己不掌权时，再“回收”利益，具有储蓄的意味。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就有这样一个腐败的“宏伟计划”，大量培养亲信，将手伸到各个领域，为自己的未来铺路搭桥。四是丈夫敛财妻子理财。重庆市统战部副部长罗静虹具有博士头衔，不仅自己贪，而且还为贪腐丈夫理财，成为一对贪腐夫妻。“共贪现象”不仅表现出腐败范围的扩大，还表现出腐败方式和手段都进入一种隐蔽状态，增加了监察与审理案件的难度。
5. “政贪”现象
这种腐败虽然不直接将金钱装到兜里，却能使党的形象遭受重大损失、政府的行政成本得到极大提高。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决策失误、形象工程建设。决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在决策中喜欢“拍脑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审计机关共查出因决策失误而造成资金损失数额达271亿元。这样一笔庞大的损失是因“一把手”独断专行造成的。形象工程是领导者在任职期间为自己创造的，可以展现个人政绩的各类政治结果。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就是一个注重形象工程的高官，他的最主要问题是桥隧之争。杜世成放弃修建投入资金少、后期维护方便、受气候战争影响小的隧道，而选择需投资99.38亿的大桥，这使得原决定投资的英、法、日等国财团经测算后，认为得不偿失放弃投资计划。这一工程虽然在本国企业投资下最终完成，但是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6. “蚁贪”现象
巨贪很明显，而蚁贪则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蚁贪的主人公大多是处于权力末端的“小人物”，职务相对不高，但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在一个连续性的时间里，几十次甚至成百上千次持续贪污受贿，就形成了“蚂蚁搬家式”的蚁贪现象。这样的贪腐案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由于它的隐蔽性，不易被发觉，但是危害性却非常大。浙江省天台县教育局教研室原主任陈义栋、原副主任钱祖伟就是这样的人。两人掌握着全县教育用品印刷的权力，与印刷厂约定在印刷中小学试卷时每份提取1分两厘钱的“好处费”，这个回扣比例非常小，但是长期积累数量就极为可观。从2004年至2008年，回扣款达25万元，两人领刑10至12年。
7. “潜伏”现象
在腐败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潜伏”现象。许多腐败者在被发现时，已经是一个“老牌”的贪腐之人。如在十八大以来落马的83名厅级以上高官中，很多人是一边贪腐一边升迁。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潜伏”仅仅是一种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的上级也是一个贪官，同时还兼当保护伞的角色。在83人中，平均“潜伏”期是9.6年，在这些人中又有18人表现了边腐败边升官的政坛“不倒翁”现象。
二、受贿是产生系列腐败的第一原因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员不能够拒贿，有了第一次受贿，就必然接受以后的受贿。据《广州日报》报道，有两起县委书记受贿案虽然
所在地域相隔甚远，却惊人的相似。一起是安徽省萧县原县委书记母保良案；另一起是甘肃省华亭县原县委书记任增禄案。母保良受贿2000万，是一个“政商通吃”的官员，被指控受贿多达109起，涉案130人，涉及的政府官员达66人，总次数达800多次。任增禄受贿涉及的人员达129人。两位县委书记的受贿对象，覆盖了四大领导班子，县委、县政府各机关以及乡、镇一把手，达到了全县“无死角”，造成一种“黑云遮天蔽日”的腐败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县委书记就像一台“抽水机”，通过卖官鬻爵的政治手段，将基层官员的“油水”源源不断地吸到了自己的“池子”里。他们为一己之私将党的用人制度、行政规定、政治伦理都破坏殆尽，将社会公平、人间正义随意地践踏在脚下。
单位主要领导受贿的危害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主要领导者受贿，就会形成他所主管区域的行贿、受贿的一种负能量的政治文化；第二，主要领导者受贿，会影响到区域中的每一个角落，不论这个角落中的官员行不行贿，他都会受到重大影响；第三，主要领导者受贿，会起到一种传导作用，使基层的官员玩“小鱼吃虾米”把戏，将受贿的脏手伸向老百姓群体，激发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第四，由于行贿的官员已经娴熟地运用了行贿艺术，无论日后到哪个岗位工作，都难以“放下屠刀”。
在受贿中对社会危害更大的是，在受贿的核心人物被拉下马之后，行贿的队伍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就必然造成受贿的氛围没有改变，行贿依然会延续下去，腐败问题就很难得以解决。只有把受贿之源堵好，腐败问题才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根除，否则就会在循环往复的怪圈中解脱不开。因此，“法不责众”与“豁免底线”都是对惩治腐败不该有的通道，这条通道一旦打开，吏治不能严肃，腐败永无止息。
其实，提高领导者的拒贿能力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主要领导者具备拒贿能力，他所管辖的区域一定是净化的，他一定非常重视官场生态的净化建设，他所管辖的区域一定是社会和谐、稳定团结的政治生态环境。有一个公益广告说得好，“没有买卖，没有杀害”。领导者如果能积极营造“没有受贿，没有行贿”的官场氛围，腐败的现象就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建设一个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由。”
腐败显示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反腐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促使腐败多发与高发。中国的反腐历程必须进入制度反腐的新时期。我国必须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具体的环节上，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堵住腐败的漏洞。
第一，规范网络反腐平台。在网络上建立资料收集、舆论对应、案件查证、准确甄别、结论反馈的机制。网络反腐平台形成一种正确的引导与正面的舆论压力，造成贪腐的心理负担，使其不敢、不愿、不能贪腐。同时既要避免网络反腐成为运动式的反腐，更要避免个别人利用网络打击正派的领导干部。
第二，建立个人信息联网平台。领导干部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就要面对公众，在公众面前几乎没有隐私，要在公众的监督下生活。个人信息联网平台主要发布领导干部的住房信息、个人收入信息、财产状况与财产收入等。
第三，建立“裸官”监督机制。“裸官”在中国是一个特色，很多“裸官”在时机成熟时选择出逃境外。众多出逃成功的“裸官”都是监督不力的结果。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还不多，有司法协助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更少，因此追逃对大多数出逃官员来说是不可能的，要堵住外逃之路，就需要对可能有移民倾向的“裸官”建立专门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其不对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
反腐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因为腐败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并形成了一定的腐败文化。对于未来的反腐工作，需要在制度上下大工夫，彻底堵住腐败的漏洞，使腐败没有立足与生存之地，失去了温床，腐败自然就会消亡。
责任编辑：周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