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欧社会的性质与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有着明确的界定与清晰的表述，但是由于受到苏联理论思潮的影响，1920—1980年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未能从东方学的学科学术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或阶段，使用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加以定位与定性，争论它究竟属于其中的哪种社会阶段，从根本上取消了“亚细亚的”概念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否定了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东方社会”的独特存在，此种情况进入1990年代后才开始改变。现在有必要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特别是“理论东方学”的角度，对这段论争史加以回顾、评述与总结。
[关键词] 中国;理论东方学;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位定性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4-0001-11
[收稿日期] 2019-06-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3。
[作者简介] 王向远，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东方文学、日本文学和中日关系。（北京 100875）
如果说，五四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与价值判断问题之争，是在文化理论层面上展开的，那么，开始于192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展开的，要搞清的是亚细亚（东方）社会历史的性质问题。这个话题原本是从苏联理论界那里直接承接过来的，而苏联的相关讨论一开始就带上了政治思想宗派斗争的强烈色彩。
在中国，随着与苏联关系的起伏变化，讨论的理论取向也有变化。但在总体的价值取向上，是以斯大林所整理表述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为指导，以寻求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规律为最终目的，将中国及东方的社会历史纳入统一的模式序列中加以定位和解释，强调东方与西方一样，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进程中。这就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性质上得到解释，从而消解、否定了“亞细亚生产方式”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的存在。此前有不少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及其论争做过不少探讨与论述。现在，从中国的“东方学”特别是“理论东方学”的角度，还有必要对此问题再做探讨，以见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的时代背景、性质、经验教训以及对于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的意义与价值。
一、“亚细亚的”论争及国际背景与现实语境
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是从苏联那里承接过来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西方（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俄国怎么办，俄国社会往哪里发展，一直是有思想力的人紧张思考的一个问题，并由此先后产生了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潮和运动。对于俄国革命而言，现代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实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对俄国革命具有重要的参考与指导意义。于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最先在俄国得到高度重视、在俄国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被解读最多，影响最大。不同的人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出发做了种种解读，并由此产生了分歧与论争，而在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分歧与论争最为突出，并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1907）一书中，最先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概念，并做了解释。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其中的“亚细亚的”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它与西方社会中的“古代的”“封建的”是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1]（178）接下来，苏联学者马扎亚尔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8）一书中，结合农村中国研究，进一步论证、发挥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直到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没有存在过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一直是一个“独特的亚细亚社会”。[2]（26～41）与此种看法不同，列宁在《论国家》（1919）的演讲中指出：“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性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3]（45～46） 1938年，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4]（137） 这种观点成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权威话语。从此，在这种论述中，特别是这五个阶段划分中，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的”被去掉了，东方与西方完全被合为一谈。在奉行这个公式的人看来，全人类各民族各国家都是按这个公式来创造和发展历史的，只有合乎这个公式才算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否则就在规律之外。斯大林去世后，在反思斯大林主义的1960年代时，苏联学者瓦尔加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具有科学的和政治的战略意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反对者宣称，谁不承认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制度为普遍封建主义，谁就是政治敌人（其中包括我），正是他们阻碍了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