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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7日，由清華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女性健康主题研讨会”在京举行，多位中外学者就维护和促进女性健康等话题展开了交流研讨。中华预防医学会副秘书长、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张伶俐在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从2016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告别独生子女时代，全面开启二孩时代。二孩政策的实施给社会和医疗卫生服务带来了诸多挑战，更加重了我国母婴保健的工作负担……
保障妇幼健康是国家战略
张伶俐首先表示，人类健康有很多部分组成，其中妇女儿童健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全部医疗卫生工作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主要内容包括了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加快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等。
随后张伶俐回顾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健康事业也同步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从“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出了制度性安排。201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实施健康中国2030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举措，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家将健康保障融入所有政策，在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
张伶俐继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0年至2017年我国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指标逐年下降，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卫生公平性得到很大改善。但同时我国仍然和其他的国家一样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以及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等带来的新挑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要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全面提高妇幼健康水平，到203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们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张伶俐说，社会发展需要生产力，健康的劳动生产力是发展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人口过快增长可能会带来较多的贫困人口，社会资源难以满足需求，将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人口特别少了，人口红利也就减少了。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局面，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累计少生育4亿多人口。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6～1.8，低于国际公认的2.1的人口更替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已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化人口再生类型。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在不断减少，老龄人口逐渐增加。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我国0到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2.8%，2010年的“六普”数据显示，0到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下降到16.6%。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345万人。同时，中国快速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联合国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3%。随着生育率越来越低和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也正在趋于减少和消失。
张伶俐说，独生子女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如家庭养老负担沉重，独生子女结婚后需要赡养4个甚至更多的老人；此外，由于计划生育对出生有限制以及传统观念所造成的性别选择的偏好，我国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因此，优化家庭结构，实施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是单独二孩政策开始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远低于预测的是每年增加200万新生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公认的1.3“低生育的陷阱”，经过反复调研和论证后国家再次调整人口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从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开启二孩时代。实施二孩政策以来，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1846万人，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增加140万以上，其中二孩占比从2013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45%以上。2017年上半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880万，同比增加6%，二孩占比提高到52%。
二孩时代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不足
张伶俐坦言，二孩政策的实施也给社会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带来诸多挑战。
挑战之一是相关政策、社会服务资源的不足。公共政策、社会资源、配套设施不到位将直接影响到政策实施的效果，而且我国生育福利政策发展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与需求，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中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以生育为对象的生育福利政策体系。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年的一项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等原因而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74.5%、61.1%和60.5%。养育成本高，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更使年轻父母感觉不堪重负。
挑战之二是生育观念的变化。实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使得部分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受到高生育成本和高竞争性社会现实以及多元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夫妇不再愿意生育了。部分育龄人群更多的是从个体角度来考虑，为了追求自身的生活价值和品质而不一定要非要生儿育女，认识不到生育是在完成社会赋予的使命。此外自2003年以来，我国连续多年呈增长状态的离婚率也导致各种家庭问题不断增加，给生育尤其是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也给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了很大的潜在的社会风险。
挑战之三是来自职业女性的压力。职业女性经常处于工作和家庭的艰难选择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职业女性的事业发展。如一些单位要求女职工“计划怀孕”以及招聘、就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挑战之四是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不足。相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我国妇幼健康卫生资源结构性短缺矛盾仍然存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活产数为1655万，2016年达到1846万，较2015年增长了11.5%。目前全国设有妇产科或儿科床位的医疗机构约1.8万所（不含乡镇卫生院），妇产科执业（助理）医师约28.3万人，全国产科床位总数约30.2万张。面对快速增长的孕产妇，医疗卫生资源还存在结构性短缺，特别是三级医院床位特别紧张，一床难求。全国43%的县级和23%的地市级妇幼保健机构无产科住院服务；同时妇幼保健机构设施和能力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的区域、人群间差异和不平衡。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问题突出。孕产妇死亡率和5岁儿童死亡率，西部地区都是东部地区的2倍以上。同时，我国儿科医生总量严重不足。我国儿童总数2.3亿人，儿科医师只有11.8万人，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是0.53，美国则是1.46。生育政策调整后，上述问题和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随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高龄孕产妇比例也逐渐上升，35岁以上的孕产妇、经产妇占比越来越多。35岁以上的妇女怀孕后都被认为是高危人群，高龄孕产妇妊娠合并症发病率远高于35岁以下的孕产妇，特别是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明显上升，产科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都可能危及产妇的生命。2010～2014年，我国每年35～49岁高龄的孕产妇年均达到250万人左右；2017～2020年，每年高龄孕产妇预计将达到330～350万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的目标人群中，35岁以上占60%，40岁以上占50%。我国高龄孕产妇比例逐年上升，高危人群不断扩大。
全面保障妇幼健康是复杂的
社会工程
张伶俐说，很多成人慢性病来自胚胎，因此要从胚胎时期就开始做好母婴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工作。为保障全面落实二孩政策，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文件，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的若干意见》《关于切实做好高危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的意见》等，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还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生育全程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这些文件旨在进一步加大供给侧改革，切实解决产科一床难求等问题，加大保障母婴安全的力度。同时，通过建立检测预警的机制，重点监测孕产妇建档人数、产科门诊量、产科床位使用率、活产数等，加强对各地的调控与指导。
来自澳大利亚的澳佳宝研究院院长Lesley Braun博士强调了补充营养在保障母亲和孩子健康方面的重要性。研究发现，更好的营养至少对于女性有六大益处。一是营养良好的女性能够更好地为自己、子女和家庭提供营养；二是营养良好的母亲更有可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且这样的宝宝很少会有营养不良；三是营养良好的母亲也很少会生出低体重的婴儿，而低体重婴儿夭折的机率会更大。四是营养良好的母亲更有可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孩子也更容易抵抗各种儿童期疾病。五是体内铁和其他微量元素充足的妇女很少遭受致命的感染，在分娩期间和分娩后更可能存活；六是营养良好的年轻母亲与营养不良的同龄人相比，分娩时受到的阻力较小。
Lesley Braun博士说导致女性营养不良的原因很多，包括不良的饮食，缺乏健康饮食的相关知识，消化不良，吸收不好，经常腹泻，服用可能会影响营养吸收或增加营养排泄的药物，长期节食减肥，吸烟，经常饮酒以及素食主义者等。此外还有错误的烹调方式、挑食、食物贮藏方式不当。Lesley Braun博士说，为保障母亲和孩子的健康，孕期补充叶酸、铁、碘、钙、维生素D等营养素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上述营养素不能在食物获得足够的摄取量，就需要额外给予补充。澳大利亚女性膳食指南推荐每天2～3份水果，5种蔬菜，3～6份全谷物，2份蛋白质和2～3份奶制品，同时限制盐、糖和酒精的摄入，每天运动10000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段树民教授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口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出台系列的政策措施。段树民教授说，托儿服务问题已成为制约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政府建设托儿所起着关键作用，应积极发展托儿服务。延长9年义务教育时间为16年，从3岁起实行免费幼儿教育，并延长义务教育至高中阶段，以解决家庭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在经过充分调研和评估的基础上，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全面推行在职妇女有薪产假，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经济负担，政府应给予补贴或减税政策，避免生育所造成的女性职场歧视及法定产假得不到落实的状况。
针对农村家庭生育愿望高但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段树民教授建议除实行生育补贴政策外，继续扶持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创造条件解决农民工家庭的留守儿童问题，取消各种地区性不公平政策限制，取消高考录取的地区差别，为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创造均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同时，实施家庭育儿奖励和税收减免政策：提供免费妇女婚前、婚后及孕期检查，确保妇女及胎儿健康。每名婴儿都可享有特别奖励金及税务减免政策，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张伶俐则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床位总数从2012年的16.2万张增加到2016年的20.7万张，“一床难求”矛盾逐步缓解。全国共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378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2808个，危重救治能力得到明显加强，母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十八大以来我国妇幼健康均等化程度也大幅度提升，实施了两癌筛查，孕前优生等多项妇女儿童健康普惠性项目和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89.6%，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达到91.2%，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达到83%，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9.8%，妇幼健康服务公平性、可及性不断提高。十八大以来，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也在稳步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由2012年的24.5/10万、10.3‰、13.2‰，降低至19.6/10萬、6.8‰、9.1‰；妇幼健康核心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母婴安全行动计划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妇女儿童的健康保障水平。
专家简介
张伶俐，女，中华预防医学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妇幼卫生管理工作，曾任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女处处长、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妇幼健康服务司副巡视员等职。曾参与国家妇幼健康相关政策及文件的起草制定，组织制定妇幼健康相关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等，组织制定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方案并参与组织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