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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垃圾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方面。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城市垃圾治理的中间环节，亦是与城市居民高度相关的生活垃圾减量化的重要步骤。文章通过上海市垃圾分类综合治理工作实践分析，指出绿色账户模式、基层动员模式等以激励性措施为主导逻辑的垃圾分类治理模式存在垃圾分类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政府垃圾分类治理动力不足、激励机制作用范围有限、居民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不强等内生困境。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的主导逻辑应当从激励性转向强制性，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规定的强制性措施的完善，逐步构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义务性观念。文章还发现，城市垃圾分类治理目标的实现，应当构建“强制+激励+教育”的整体性治理新路径。
[关 键 词]垃圾分类综合治理 激励性 强制性 逻辑转换 实现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重大专项“大数据时代超特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及其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唐亚林主持，编号17VZL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钱坤（1990- ），男，河南信阳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9）05-0083-09
一、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带来的是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大增，城市垃圾治理已经成为构建良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垃圾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2018年“进博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早在2016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就已经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是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重要工作。
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垃圾的产生量和复杂性，城市垃圾治理的出路在于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回收利用”，垃圾的源头分类则是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的前置性条件。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垃圾减量、资源回收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分类收集和处理体系。城市垃圾治理根据整个链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源头的垃圾生产、中间的垃圾分类以及末端的垃圾转运和处理。三个阶段代表了垃圾治理三个不同阶段的减量化，即源头减量化、中间减量化和末端减量化。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是城市垃圾治理链条的中间环节，也是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相关度比较高的环节。
本文即聚焦于城市垃圾治理的中间环节，以上海市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综合治理的具体实践为案例，探讨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综合治理的主导逻辑及其范式转换，进而探求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综合治理的有效路径。
二、 城市垃圾分类治理文献回顾与简评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2000年，国家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八个城市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但是大多数城市垃圾分类的效果不彰。统计显示，即使是最早试行垃圾分类的北京市，分类投放正确率仅为16.92%-34.56%。垃圾分类治理问题，对于正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学界相当一部分研究聚焦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垃圾分类成功经验的介绍，以期能够对中国的垃圾分类工作有所借鉴。有学者对日本基于该国特点形成的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美国借助于市场力量通过经济利益驱动全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和介绍。西方学术界，对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研究，已从技术视角向社会心理视角转移。诸如宏观政策措施对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个人责任感等价值因素对垃圾分类的影响等研究，开始转向垃圾分类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探讨。台湾地区成功的垃圾分类经验也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吴晓林就通过对台北市推行垃圾分类案例的研究指出，依靠政府的强干预手段以及宣传教育等弱干预手段的共同作用，实现了垃圾分类从“行政驱动”到“利益驱动”再到“文化驱动”的转变。总之，中国正在逐步推进垃圾分类综合治理工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除了国外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垃圾分类综合治理实践，也有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一般而言，居民是垃圾分类治理最庞大的主体，处在垃圾分类的最前端，且在垃圾分类治理中处于零散的、无组织体系状态。社区是生活垃圾产生最主要的源头，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模式是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体系中最基本的子系统。但是，在个体化和原子化的城市社区，政府如何将大多数无组织的社区居民组织动员起来，参与垃圾分类治理，是一个关键问题。正如刘建军所强调的，作为生活垃圾的治理源头，社区理所应当成为城市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场域，而城市垃圾分类问題又是撬动社区善治的重要支点。有学者指出，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对居民行为的规范比居民的环境意识更加重要，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合理界定各主体的利益责任，是推动垃圾分类治理的重要手段。此外，亦有学者运用进化博弈复制动态方法分析“居民—垃圾分类收运企业—政府”的行为关系及最优稳定策略选择，以政策营销的视角研究广州市的垃圾分类政策等。
总的来看，学界对于垃圾分类治理的相关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是多数研究要么是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的总结提出相应的整体性的对策建议，要么是相对宏观和理念层面的研究。城市垃圾分类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城市社区，从基层社区的垃圾分类实践出发，如何能够在城市社区有效推进垃圾分类，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领域。故而，本文以上海市垃圾分类综合治理实践为案例，从政府在社区层面推动的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出发，探讨社区垃圾分类的实践模式、内在逻辑转换以及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