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办学历史中，清华大学毫无疑问是一所当之无愧的著名学府。一所大学之所以著名，当然离不开大学里的人。大学所培养的人和那些在大学培养人的人，构成了大学里的人的主体，这些人的品格、学问、修养和社会影响力，则几乎构成了大学声望的全部。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直白地讲，清华大学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在她创建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聘请了众多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也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知名学者、科学家、工程师。正是这些大师级人物，以及那些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清华学人的整体表现，使得这所大学变得与众不同、有口皆碑。
说到清华学人，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恐怕也难以形成绝对的共识。原因有二，一是清华自身的历史本就复杂，至少应该包括清政府1909年设立的“游美肄业馆”和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堂”、民国元年更名的“清华学校”和1928年更名的“国立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严格地说，还应该包括台湾国民党当局1955年在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那是由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复建且担任校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清华传统的大学；二是很多学人自身的经历也很复杂，有的先后受教于多所大学，有的则辗转在多所大学执教，而且执教又有专任和兼任之分。这里不妨给一个相对宽松的界定：凡是在上述任何时期的清华受过教育或执教过的学人，统称之清华学人。当然，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尽管清华和北大、南开联合办学，教师和教学资源重新整合，但是无论是教师的教籍，还是学生的学籍，仍然是有区别的。以学生的学号为例，清华籍的学生是T字头，北大是P字头，南开是N字头，而联大学籍的学生则是A字头。因此，对于联合大学时期，严格讲只有真正清华籍的教师和学生才可以算清华学人，否则将造成混乱，且易引起争议。
“手迹”从字面意思来讲，是指亲手书写的墨迹。对前辈手迹的代称，则又有“手泽”“遗墨”“遗泽”等称谓。《礼记·玉藻》云：“父殁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 由于书上留存父亲生前翻动的痕迹而不忍触动，以致不能阅读，今天看来似乎是种愚孝，但却令我辈仿佛感受到古人在面对亡父手泽时的那份凝重和真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情同父子”，前人常常以此来比拟师生之间的关系，面对着肩负传道使命的先师的手迹，相信每每会触发学生奋起自励之心。诸如苏子瞻得睹先师欧阳文忠公《与王仲仪书》手迹，不禁念及“余出入文忠公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复有感叹：“君子之欲退，其难如此，可以为欲进者之戒。”（《跋欧阳文忠公书》） 朱子得见刘子翚片纸遗帖，“始得泣受而宝藏之”，而其心中拳拳所念终为“躬行不力，老大无成”，“将无以见先生于地下”（《跋家藏刘病翁遗帖》）。 名人手迹，六朝始重，片纸寸楮，视为瑰宝。至宋，刊刻尺牍之风一时兴起。《梦溪笔谈》曰：“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 唐人多以响拓法保存六朝翰墨，以传书法；宋元绍承唐风，刊刻尺牍仍以书法为重。明清以降，风气一变，刊印尺牍，一方面为示之以写信模效之径，以文辞取胜，如《尺牍争奇》《尺牍谷音》《尺牍清裁》之类；另一方面则记之以文人风雅，以情事为重，如周亮工编订《赖古堂尺牍新抄》、李渔辑录《尺牍初微》《尺牍二微》、钱澄之撰写《田间尺牍》之属。要言之，无论观者还是编者，其意都在于唤醒古人。
只是，我们要唤醒的，并非千载以下的先贤圣明，而是百年以来的仁人志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二十世纪的清华学人，在中国文化面对内外冲击的风口浪尖，在旧制度新政权的翻天覆地的转换中，他们的学术探究、政治作为、教育实践、交游往来，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都是这百余年来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也是这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的重要巡礼，其典型性不言自明。有鉴于此，我们从中遴选了自建校以来且今已作古的一百三十位有着重要学术贡献或社会影响的清华学人，原则上一人撷取一件手迹作品，或信札、日记，或笔记、文稿，或题跋、对联、条幅，甚至是分数单、课程表，不论先后轻重，以其生年为序，陈其手泽，勒其生平，释其文字，述其缘由，算是为心目中预设的对象——愿意欣赏、品读并对此持有兴趣的观众和读者，奉献一份不受时空限制的礼物。
一
当然，这些手迹只是前贤生活的“雪泥鸿爪”，对于个体漫长而又丰富的生命来说，它们所揭示的，仅仅只是其整个人生轨迹中的只鳞片羽。不过，就是这些只言片语，其所承载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已足够令我们心动不已。还是先从那幅陈寅恪挽王国维先生的著名对联说起，上联是“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下联是“五千卷牙籖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这幅宝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的珍贵墨迹，大概与清华学堂附近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一样声名远播，它们牵连出的是一个开创了中国近代国学研究传统的辉煌如神话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在我们的展览名单中，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是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吴宓是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也是国学研究院实际的主持工作者；李济是专任讲师，朱希祖为兼任讲师，陆维钊为助教，梁思永为名誉助教。至研究院结束，先后任教的还有马衡、林志钧任讲师，赵万里、浦江清任助教，刘盼遂、徐中舒、高亨、姚名达、何士骥、谢国桢、陆侃如、吴金鼎、王力、冯国瑞、卫聚贤、姜亮夫等都是国学研究院的优秀毕业生。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黄节、顾颉刚、冯友兰等是国学院结束后从外校延揽的文史大家。闻一多、潘光旦等則是清华自己培养、赴美国留学后、又回母校任教的知名学者。
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在近代国学研究实践中，绝对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他们之所以能够领衔近百年来的国学研究，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学院所秉持的路线“始终是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方学研究联结在一起，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 。这从国学院四大导师教授的科目可以看出：王国维教授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梁启超教授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赵元任教授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陈寅恪教授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教授中国人种考。 据说梁启超先生的课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牟润孙这样描述道：“当时梁名气很高，许多学生都争先恐后围绕着他。梁很会讲书，才气纵横，讲书时感情奔放，十分动人。” 虽然对于梁的学问，胡适等人也有所保留甚至批评， 但在国学研究院筹办之初，当曹云祥校长向胡适咨询磋商研究院导师时，胡适力荐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梁任公位居其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梁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得不对此有所倚重。这跟梁任公驰骋于政学两界的社会角色不无关系，我们此处展示的便是他在赴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前夕在法学界活动时的一封信件。这是任公写给万木草堂同门兼同乡孔昭焱的一封私信，孔在民国后历任北京大总统府秘书、广西财政厅厅长、广东全省酒税处总办、京兆财政厅厅长、司法部次长等职。梁启超信中所涉事务皆与司法有关，据其“复书乞寄北戴河”等语，可知时在1926年他在北戴河养病期间，随后不久即被确定为北洋政府时期专门的司法人才养成机构——司法储才馆的负责人， 他让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的林志钧以学长兼教务长的身份代替自己全权理事，在1927年又聘任林志钧到清华国学院执教。梁氏曾留下三百多万字的法学著作，在十多年的政治活动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推动中国法制的现代化上，在南长街五十四号梁氏重要档案中曾藏有梁氏数通信札皆与司法储才馆相关，正好可以与此相印证。而陈寅恪在国学院任教时，“刚从国外回来，名气不高，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学贯中西，也不去注意他。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也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所以真正能接受他的学问的人，寥寥可数。”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 他在课堂上讲述《金刚经》，会引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他所教授的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科目，对于研治中古时期的民族关系确为治学要津，而多种语言的训练，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字自不必说，业已消逝的文字如拉丁文、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等，皆是其学术工具。只是当时学生程度有限，接受起来颇感吃力，但到后来进入各自专业的高深境界，方知陈寅恪先生的指引之妙。我们展示的手札中正好有一通信是陈先生的弟子姚薇元写给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商议姚著《北朝胡姓考》的出版事宜，而此书的序言正是由陈寅恪先生操刀。姚薇元1931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先生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在中古民族关系史方面用力甚勤，先生所教授东方语言学等自然也大派用场。陈先生在《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中在姚书考订胡姓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胡名的考证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并在胡名研究的方法上，又举出不少运用语言学“对音”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