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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的灵活与广东经验
张红娟吴重庆
近现代中国错综曲折的社会变革运动提示人们：
任何阶段性或区域性的变革， 事实 L 都是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社会阶层反复较量、 斗争促成的。
在此， 我们必须谨 慎地估计“文化”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不应动不动就去寻找所谓的“文化根源”， 把一 切的成绩或弊病都归依于“文化”。
当然， 在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文化中， 应该而且事 实上存在有某种特定的“不可观察” 的文化（Unobservable Culture）， 正是它， 构成了 人们行动或观念的内在逻辑， 它与人们的价值取向具有相当的相关性。
近 20 多年来广 东在中国的社会改革进程中得以扮演先锋角色， 直接的原因来自中央给予广东的一系列 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 而内在的动因则是独一元二的区位优势造就的并通过变通手段实 现的利益获取。
岭南文化的深层意识恰恰就是变通意识， 只有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才可 以讨论岭南文化与当代广东改革的关系以及岭南文化的现代精神。
一、 岭南文化的变通意识
1． 利益驱动人心思变
岭南因北有五岭之阻南有大海之隔， 因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但这个地区却 相对富庶， 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一直发达。
岭南有肥沃的珠江三角洲平原， 农业发达，
物产丰富， 且有可观的鱼盐之利， 加上其地理位置极有利于发挥对外贸易的优势， 故人 心思商（贸）。
明清时期， 广州的对外贸易有“金山珠海， 天子南库” 之称， 指的是其 为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量财政收人。
但明朝从“海防” 着眼， 曾一度实行海禁， 禁止岭南 地区的海上贸易， 给岭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阻滞。
受利益的驱动， 岭南人纷纷反 对并试图突破。
最后终于迫使明政府不得不在隆庆年间解除海禁， 重新允许商人出海贸 易， 允许外国商船迸入广州。
所以， 当我们在讨论岭南的开放意识时， 的确不应忽视其背后所受的利益驱动。
2． 俗世自乐轻言规范
商业贸易活动是岭南社会中一种重要生产生活方式。
商贸活动促迸并鼓励及时的消 费， 故岭南社会一直流行贱啬贵侈的心理习俗， 即所谓“粤人自奉颇厚”。
到了明末清 ， 随着商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岭南社会的消费挥霍现象也愈演愈烈。
商业活动把经 济效益放在首位， 这一价值取向必然疏远政治， 在日常生活中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
商 业活动讲求等价交换、 平等竟争和私有权的保护， 所以， 商业精神必然与封建的等级专 制相对抗。
在儒家文化看来， “士农工商” 这一等级序列具有天生的合理性， 但在传统 的岭南社会， 由于工商活动的普及性和渗透力， 使得“商与官近， 至以官商并称。” 在 传统岭南社会， 反规范性的文化心理是具有社会基础的。
另一方面， 儒家文化直到明清 时期才在传统岭南社会有过短暂的独尊历史。
所以， 传统岭南社会大体 L 可视为“化 外” 之区， 传统岭南人大多具有“流民” 意识。
这使得传统岭南社会较少地受到中国封 建社会中儒家正统意识的压抑束缚， 从而面对现实， 善于应变， 喜新急功。
以变化和攻 利为价值取向， 必表现出对正统的。
规范化的、 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的蔑视和反叛。
因岭南人追求现世的快活愉悦， 淡漠甚至鄙视正统的规范， 所以， 在社会变革的转 折关头， 就更易抛弃教条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表现出强烈的灵活变通意识。
3． 平民心态疏于王权
商业活动的发达， 在淡化社会正统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 也造就出社会的“平民阶 层”， 促使“市民社会” 的兴起。“平民阶层”、‘疖民社会” 较少受土地、 家庭、 礼教的
束缚， 讲求人际的平等和人性的自然， 讲求俗世生活的情趣化。
传统岭南社会流行着 “田可耕不可置， 书可读不可什” 的观念。
人们并不把人仕途作为生活的唯一寄托， 生 活并不是为了外在的荣华富贵， 生活只是为了内在切身自在、 自足、 自娱的俗世享受。
加上岭南为南天一隅， 常被朝廷鄙视为异端分子的“化外之地”， 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岭 南人对中央政府的疏离感。
既然元心于政治， 那就逐富于商场。
所以， 自秦汉以至宋 明， 岭南的官民屡被正统人士视为“默货” 者。
默货者， 为财富所沾污， 因财货而堕落 之谓也。
岭南文化的特征当然不止于以上所说的三种， 不过以上三种都是与商贸活动密切相 关的。
当代岭南社会的基本内容仍然是商贸活动， 只不过因应了特殊历史阶段的时势，
从而表现出突破左倾政治与计划经济教条的“改革先锋” 的面目。
而事实上， 其不过是 利益驱动下的一系列‘疫通” 行动的集合。
我们谈论与商贸活动密切相关的岭南文化的 特征， 也是有见于传统与当代岭南社会生活之间所具有的同质性的一面， 以便恰当地视 其为具有延续性影响的文化观念， 从而对广东在近兀年来形成的‘败革经验” 作纵深 透视。
二、 激活变通意识的现实因素
1． 变通意识的进一步激活
由于受叫理性化制度” 的长期影响， 相信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变 通意识， 但为什么畦有在改革开放政策启动之初的广东， 变通意识给当初举步维艰的改 革开放， 提供了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源的支援？
传统文化资源对现实的影响总是隐性的潜在的， 其与人们的现实行动并不构成直接 对应的关系。
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 因为客观因素的刺激， 使传统的某 种观念成了人们的行动逻辑。
岭南文化传统中的变通意识在广东改革开放过程中就是扮 演了这样一种角色， 以致成了广东改革开放经验的重要内容。
对广东在改革开放 20 年来的经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表述， 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变 通” 二宇。
按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比喻， “变通” 就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而后 一任的省委书记林若也认为‘喳通” 就是“随机应变进行变革， 把按常规旧制和一般方 法办不成的事办成。” ①“变通” 不仅与岭南文化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 而且也是当时当 地出于规避左倾政治信条的权宜之计。
有人可能会间：
“如果引世人瞩目的广东改革经 验竟如此简单的话， 为什么其它地方的改革会困难重重？ 难道其它地方就取不》 柳此简 单明了的‘改革经”’ ？ 这一问题其实己触及实质。
筒单的答案是：
其它地方没有广东独 特的区位地缘优势， 没有广东所置身的获利空间， 从而不可能有利益驱动力促使他们甘 冒政治风险——勇敢去闯， 去拼， 乃至“杀出一条血路来”。
所以， 我们在考察广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变通行为时， 极有必要首先仔细分析激 活变通意识的两个重要现实因素， 即广东独一无二的获利空间和港澳对广东的另一层意 义。
2． 现实因素之一：
广东独一无二的获利空间
广东近 20 年来之所以能以巧妙变通的方式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列， 与其毗邻港 澳的区位优势分不开。
这一区位优势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而恰恰正是它， 形成了 一个巨大而诱人的获利空问。
改革开放前， 广东的经济是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面对刀年代末的改革春风，
广东的有识之士苦苦思索该用什么办法来启动经济并尽快摆脱落后状态？ 广东人首先把 目光对准与自己有着地缘、 人缘、 血缘联系的“南风窗” ——香港， 其为广东人“眼睛 一致向外” 的战略选择， 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黄金通道”。
广东与香港之所以成为经济合作的黄金拍档， 是因为两地的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
性， 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生存与发展之道。
70 年代末开始的粤港经济合作， 其实质就 是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粤港地区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情况是：
充足的资金＋广大的土 地＋充足低廉的劳动力＋较先进的劳动工具（由香港向国外引进）。
这种组合比原先各 自在本地域的组合要优越得多， 可谓达到“点石成金” 的地步。
粤港之间的经济合作是 以发展“三来一补” 企业为其主要特征的。
对港澳商人来说， “三来一补” 形式， 大大 缓解了劳工不足、 土地昂贵的矛盾， 从而增加了产品价格的竟争性。
同时不用作很大投 资， 也不用冒很大风险。
而对接近港澳的珠江三角洲来说， 港澳将简单工序转移过来，
由于不需要高的技术水平， 只是简单劳动， 一般农民稍加训练就能胜任， 因此， “三来 一补” 这一形式对港澳和刚刚开放的珠江三角洲都是比较适合的方式。
这种互补性极强的合作给广东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广东如果没 有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 就不可能有如此骄人的经济成就。
另外， 广东如果没有毗邻港 澳的区位优势， 就不可能有如此独特的获利空间， 即不可能产生超乎寻常的利益驱动 力， 从而也不可能有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甘冒政治风险的一系列勇敢无畏的改革探 索。
3． 现实因素之二：
港澳对广东的另一层意义
港澳的存在不仅给处干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广东人带来巨大的利益驱动力， 而且还带 来观念上的刺激。
由于粤港澳之间具有特殊的亲和力， 使得这种观念上的刺激显得平和 深入。
港澳同胞与广东居民有着血缘关系和亲友联系， 对广东人而言， 香港是个典型的宝 库， 是一个既可望又可及的现代化的象征， 没有任何其它地方能像香港一样给他们的观 念造成如此直接的冲击。
广东人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轻易地将自己置于与港澳互成对照 的社会区位之中， 这种对照不仅激发了广东人迅速改变自已落后面貌的紧迫感和急切想 富裕起来的共同愿望， 而且也促进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产生深刻的思想转换。
美 国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一书中有如下形象的描述：
“如果你告 诉广东人天下某地某人拥有金山银矿， 这是一回事； 但当他们知道近在 100 英里以内的 亲友也同样富有， 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们再也不会觉得财富可望而不可及。” ②
有人把岭南社会称为港澳文化的倾销地， 其实， 港澳文化对当代岭南社会的渗透与 传播并不具有情感上的屈辱色彩。
岭南社会对港澳文化的接受除了因受地缘、“言缘”
（粤港澳统属粤方言区）
的认同心理作用之外， 还存在着“业缘” 这一作用因素， 即岭 南社会与港澳社会之间在生产、 生活的方式和内容上具有相关性、 近似性。
现在的港澳 文化基本上是孕育于工商社会， 它具有商贸文化的典型特征。
所以， 当代岭南社会对港 澳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既不能说成是“崇洋媚外” 的心理流露， 也不能单纯地说成是对
已被中断的岭南往昔文化情怀的顾恋。
我们应认识到这种文化认同的实质， 既是对具有 浓厚的“左倾” 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的反叛， 也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新的的文化价值
观念的确认。
而这种反叛和确认， 既具有传统的合理性（它与岭南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
近似）， 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文化的近代化、 社会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场世俗化运
动）。
三、 广东经验：
对‘左’ 倾政治信条的规避
l． 规避‘左” 倾政治信条与变通
规避是特定制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选择， 它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规避
对象的无知和非理性， 而恰恰证明了行为人为了最大程度地节省交易成本而采取的理性
行为。
1979 年 7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对广东实行八项“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时任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据此精神， 将其概括为“对外更加开放， 对内更加放宽， 对
下更加放权”， 提出在试办特区过程中“要把视野放宽一些， 想得更远一些， 步子迈得
更大一些。” 其实不管是中央的八项“放权” 还是广东省的三个“更加” 都只是一种模
糊的概念， 并没有明确的标尺， 也就是说， 不管如何强调勇往直前的改革， 都有可能无 意中触及禁区踩上地雷越过左’ 倾信条所能容忍的上限。
所以， 改革的策略或技巧实质上 就是如何充分利闲‘左’ 领信条容忍极限的策略或技巧。
丫 ’ 倾政治信条虽然是抽象的， 但还是可以抓住其实质的， 那就是计划控制、“管”、
“卡”、“压”。
经济学家樊纲称之为计划经济或变态的“社会主义” 理沦留下的根深蒂固
的‘榨神遗产。。
③
80 年代初肇始于广东的改革， 实质上是一场要求“放权” 的经济运动， 其直接的
矛头指向就是信奉计划控制不彻底放权的‘左’ 倾政治信条。
所以， 在这场改革过程中时
常出现矛盾、 波折、 困境， 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为后人称道的广东改革经验就是当时
的广东省领导人精通政策， 明辨政治局势， 巧妙地以变通手段寻找对策， 规避‘左’ 倾政治
信条， 从而有效地节省了改革的交易成本， 及时地推进了改革， 创造了其他省份望尘莫
及的经济上的奇迹。
为了避免与‘左” 倾信条直接正面交锋， 当时广东省领导人明确提出“用好用足用活政
策” 的“变通” 策略， 以增强广东的“政治承受能力”， 指示全省各地领导遇到如下三
种情况时应该变通处理：
第一， 政策规定有许多条， 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要多方查阅各种规定， 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 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 而不要￥恤
找根据去卡， 使好事多磨； 第二， 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 允许灵活的， 则应向有利于生
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灵活执行， 而不应相反； 第三， 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