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新的时代特点，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将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全面系统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结合改革发展新的实践，着力进行制度创新，把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学习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前进，是新一代以及今后若干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一、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的开拓者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将中国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斗数十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实行民主建国的方略，广泛采纳各爱国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变革。
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努力探索让人民更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管理国家事务的途径。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中曾经取得极大的成就，最显著的就是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关系国家命运的政治制度。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但与旧中国欺压百姓的官衙相比，却有根本的区别，人民群众真诚地拥护共产党、热爱人民政府。后来，党的政治生活和党对国家的领导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由于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发生了波折，党内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与解决的方式发生严重偏差，多次发动政治运动，使大批党内外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无辜人员遭受打击和迫害。特别严重的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灾难性后果。回头看这一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使后人铭记前车之鉴，不要重犯前人的过失，但是不能由此否定新中国创建初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建立起第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功绩。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决定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重新探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邓小平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率先提出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十多年间，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起步的时期。这期间，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多次交锋，其中1989年的政治风波最为突出，几乎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邓小平清醒敏锐地洞察这些风波的实质及其背景，深沉地思考党和政府处理这些风潮的经验和教训并郑重地告诫后人。由此引发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思考，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每一个措施都要慎重稳妥，要一步一步走。他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只要不削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出了偏差可以纠正，敌对势力的干扰可以抵制，各种风潮可以消弭。他的远见卓识，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航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果敢地承担起引领全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使命，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上都谱写了新的篇章。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任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集大成的硕果。
江泽民同志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提出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新观点。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些观点早已为广大干部所熟知，已经融入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审时度势，强调发展速度、改革力度和人民接受的程度相结合，谨慎适度地把握政治建设同经济建设以及文化等其他建设互相照应、协调发展。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几年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局面不是侥幸得来的，这段历史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导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是成功的。
二、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进行科学分析、深入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他们反对空洞地议论民主，提出：“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认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民主是阶级的民主，而不是抽象的民主，例如古代雅典、罗马的奴隶主民主，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的民主，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等等；民主是国家的形式，它与君主制、共和制都是国家的形式，民主制的政体在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就已经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新的形态，达到高峰；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资产阶级的民主及其主要形式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度比以往的政治制度，是一大进步，但它的本质是资本家的总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同任何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资产阶级故意抹杀民主的阶级性，宣扬抽象的、纯粹的、一切人共享的民主与平等权利，实际上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无产阶
级为了解放全人类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种新型民主是通往民主消亡的过渡阶段；民主是个历史的范畴，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实现彻底的民主，民主就走向消亡，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科学地论证了民主产生的经济基础、民主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以及民主消亡的历史过程等等。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唯一科学的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的基本观点立足于唯物史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现在没有过时，将来也不会褪色。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经济全球化、一超独强、世界风云多变的局势，江泽民同志带领党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作出一系列新的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但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最科学的民主、最好的民主。他坚定地主张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根据本国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人民的素质等现实的国情，自主地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政治体制要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创新，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他通览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全局，提出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文化上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缺一不可，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融入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统一于改革的实践中。他指出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观反对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观。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是统一的，必须长期坚持。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民主的阶级内涵已经不同于过去，需要在理论和政策上反映新的实际。既要保障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民主权利，又要维护他们各自的经济权利和实际利益，促进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主课题。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的论述，扩大了新时期人民的范畴，为解决新生阶层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提供了理论和政策的依据。对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江泽民同志始终十分关注，他一贯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主张让全体劳动者合理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反复提示注意分配公平，避免发生两极分化。
这些问题许多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曾经历也未曾设想过的，江泽民同志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
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来，世界上并存两种民主制度：一种是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种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民主从本质上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更广泛的民主，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这样的民主制度及其实现形式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在诞生和发展的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深深地震撼了全世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曲折并不奇怪，经过实践检验，纠正失误和偏差，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这符合新生事物发展的规律。出现曲折和失误，首先是由于缺乏经验，主观上发生失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中国都发生过主观上的失误；其次是外部环境也不允许社会主义笔直地前进，为了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在尽可能推进人民民主的同时，花费较大力气运用专政的职能，防范和抵御“西化”和“分化”的攻势，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被西方的“民主”攻势蒙住了眼睛，用别人的锁链捆绑自己的手脚，结果被以“民主”的名义取消了生存权。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到近年来的“颜色革命”，人们可以看到，用“民主”作武器扼杀那些对于和平演变、“西化”战略缺少思想准备、束手待毙的执政党，比战场上的武器更有致命的攻击力。中国何以未陷于那样的结局?关键在于党中央领导的明智与坚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集体顶住了“西化”、“分化”、“颜色革命”的逆流。从思想理论上武装全党，稳操改革发展的方向，坚定地走自己改革发展之路、民主政治建设之路。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进行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理论和决策，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正在继续前行。
三、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立足于中国的国情
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倡导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江泽民同志在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和原则，特别强调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民主应该适合自己的国情。我们党曾经发生过不顾国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教训，实践证明，脱离实际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不管怎样下力气去推广，终究都不能成功。即使被写进党的文件，甚至载入宪法，规定为国家制度，也不能久长。例如大民主、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等，都在付出代价以后被迫中止。那些超前的愿望和主张不仅不能实现，在经历挫折后还要发生较大的后退。这些经验教训经过正确总结就成为党的精神财富。江泽民同志十分注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后的基本经验，他治国理政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中国国情的第一个特点是人口多、资源相对贫乏，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经济文化不平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不上发达国家和一些资源丰富人口较少的发展中国家。缩小差距，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持续发展。由这样的国情出发，中国最大的政治首先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建设要有利于集中全国、全民的力量和注意力，为确保实现中心任务服务。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企图诱导我们偏离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及轨道，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其实就是设置陷阱，就是要驱使正在高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混乱，使中国陷入那些服用了西方药方的“转型国家”那种四分五裂、动乱不已的状况，从而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
中国国情的第二个特点是：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旧社会过来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不复存在。但由于国外存在着敌对势力，国内的敌对分子同境外敌对势力互相勾结，时时图谋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始终未曾停息，并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对抗，斗争的核心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同共产党、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以及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骨干分子
互相勾结，并且听命于国外敌对势力。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时起时伏。这个国情决定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可能风平浪静，不能随人俯仰，不能忽视专政的职能。否则即没有国家的安全，遇到某种风潮，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和人民的一切权力都可能毁于一旦。
中国国情的第三个特点是，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自身缺少成熟的经验，在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前例，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反复实验。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需要在发展中进行自我完善。具体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不可能一下子万事齐备，有些制度建立以后经过检验证明是不适当或者不完善的，还需要改革。依法治国的理念转化为实践需要时间，实行民主化、法制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立法、执法、监督、法制教育等各项工作都要循序渐进，民主建设、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江泽民同志强调，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着眼。判断这些新的制度是否成功，不是看这些制度的条文是否新颖，而是在实践中审慎地观察它的功能和效果，“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顾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走过的历程，这四条要求和标准完全符合我们的国情和人民的愿望，在改革的实践中，凡是按这些要求做的，都受到人民的欢迎并且显示出充分的活力；凡是违背这些要求和标准的，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会滋生出种种弊端。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是根本的、决定命运的问题，离开中国国情就不能成功，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四、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个精辟的概括，是江泽民同志在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他特别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把人民放在什么位置上，如何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分水岭。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战胜了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在新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将人民放在中心的位置。江泽民同志说：“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句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核心。
人民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人民的含义改变了，民主的含义也不同。恩格斯说过，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纵观世界民主的历史，每个时代的人民或者公民的含义都特指一定的阶级。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是工人(包括知识分子)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就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人民的范围更广泛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都体现党的根本宗旨是与时俱进的，表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通过国家政权为全体国民服务。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阶级特点出发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阶级关系?工人阶级是否还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否还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执政党是否还要全心全意代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涉及党和国家的根本性质。江泽民同志说：“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建设和改革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力量。”他还指出，“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农民群众，在此基础上做好其他工作和团结好其他人民群众，党和国家的大局就稳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有了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都是不可移易的，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求”。
崇尚西方民主的某些人，把美国的制度当作民主的样板，把美国的民主夸耀为完美无缺的制度，其实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卫道士”一贯的伎俩。不需说美国的民主难以逃脱资产阶级民主的一般属性，也不需说美国国内的阶级、民族、种族问题以及美国对外发动战争、虐待战俘和其他国家公民、在许多国家设立秘密监狱等在民主的口号下伤天害理的行径，只要比较中国同美国国情的差别，就可以断定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制度和美国式民主的模式。江泽民同志明确地指出：“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同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文化特点及其发展水平不同，照抄照搬美国的制度，中国就不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变成像美国一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成为丧失了灵魂和国格的西方发达国家附庸。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不是因为中国的民主不如美国的民主美妙，而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备，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尚未能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为了构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上是现代两大对立阶级互不相容的国家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正确选择，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完全错误、根本行不通的。”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几年来，我国国力空前强盛，人民生活总体水平已经明显提高，但是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均衡的状况越来越凸显，这原本是党中央意料之中的事。在改革之初，为了改变普遍贫穷的状况，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就提出，到一定的时期(具体指20世纪末)就要着力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并指出实现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分配不公的问题，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生产力发展”，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由于引进了外资，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由于大量私有企业的发展，我国社会重新出现了劳资之间的关系。依照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维护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经济利益，同维护其他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都应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归根结底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与劳
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列宁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达到实际生活中的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平等和民主，经济现实中的而不是政治空谈中的平等和民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在事实上被限制行使民主权利的状况，确保宪法规定的劳动者、建设者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丰富的内涵。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没有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的内涵、外延和实现的形式发生变化，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在党的十四大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列入宪法序言，1982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过四次修改，使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各项制度更加充实完善。修宪反映党和国家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成果，将“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新的内容载人了宪法条文。人民依法行使国家权利正在逐渐走上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来自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的历史，同时又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统一、面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的政治制度。我们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坚决主张民主的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党的领导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宗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争取民主的名义攻击党的领导，质疑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他们的言行，既违背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违背人民的意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质是反对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改变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剥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利。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取得执政党资格的。抽掉了党的阶级基础，整个党的大厦就会自然坍塌。“西化”及其最新表现“颜色革命”都是打着“民主”的旗帜，煽动人民群众反对共产党或者他们不喜欢的其他执政党的领导，由合他们胃口的代理人取而代之。这种政治图谋与民主的招牌，我们应当善于识别并时刻保持警惕。
五、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着重点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是新生的国家制度，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它将要代替人类最后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及其国家，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国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只有5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如何充分地体现在制度上和实践中，如何以恰当的形式、完备的法制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探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制度、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制度必然要进行相应的变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顺利前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独具特色，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几千年处在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伦理观念深入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民主的传统是中华文化的短项。建设民主政治既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影响，也要破除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邓小平在1980年就讲到“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我们现在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江泽民同志坚持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更加系统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主张。他从我国改革的总体战略布局上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提出机构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不能严重滞后也不能过于超前；他阐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的任务和目标是：坚持完善基本政治制度，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和国家机构，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江泽民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想和基本要点，体现在他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一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二是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三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以不断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能否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五是不能丢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六是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创新的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体制创新，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制度。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本来就存在的根本界限，无疑是应该划清的，而不可以含糊。”他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离开公有制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是点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他还严肃地指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70年奋斗的全部成果。江泽民同志改革政治体制的思想极为丰富，它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实践性统一于他对基本路线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紧紧把握这个总纲，就无往而不利。
制度创新具有时代的意义，按照唯物史观的看法，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应当是以更加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以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代替旧的上层建筑各部分。革命性的、划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几次。以奴隶主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代替原始氏族制度，以封建贵族制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取代封建专制，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样的变革是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里程碑。中国的改革，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中，属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是革命的性质；从改革与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关系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积累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今后还要一面改革，一面创新，在实践中走向完善。
从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天，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社会的面貌已经有很明显的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与时俱进，正在显示出自己的特色、魅力和优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步入轨道，民主和法制建设生机勃勃，社会主义生产力持续高速地发展。实践证明，十几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稳健的、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的过程，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也是长期的、发展变化的，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建设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从更广的范围看，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终结。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的发展要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协调进行。江泽民同志鉴于历史的教训，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未来景象并没有作具体的描述，但是他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方向，他所坚持的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他开辟的制度创新的道路，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正在阔步前进，全党正在推进的和谐社会建设必将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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